中新网3月8日电 香港《大公报》日前刊出署名文章《台湾“本土化”成派系工具》。文章说，台湾在整体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对于如何“本土化”一直存在一些迷思。台湾“本土化”已经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结果是大多数民众无法受益。

　　文章摘编如下：

　　3月2日，台湾著名专栏作家南方朔先生在《中国时报》发文，指出台湾行政单位的“正当性危机”乃是所有政治危机里的最末端，当一个政治体系、官僚结构或领导风格出现效能危机而不知改变，危机就会一直往下走。马团队靠着扁家弊案风潮崛起，但团队还依靠马英九的明星化倾向以及治理如搞选举的风格，使得台湾政治板块正由“蓝大绿小”变成“绿大蓝小”。

　　台湾在整体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对于如何“本土化”一直存在一些迷思。台湾闽南人族群是否就应该出现当局领导人，领导人的能力和整个团队的组合是否适当，都应该纳入整体的考虑。

　　蒋经国和李登辉的迷思基本相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据蒋经国身边的副秘书长张祖诒在其新书《蒋经国晚年的身影》一书中介绍，蒋经国掌政的晚期共培养了三位台湾的闽南籍人士﹕谢东闽、林洋港和李登辉。当时很多1949年到台湾的官员都认为，时任职行政部门的孙运璇会成为未来的领导人，只是其后来由于中风而未遂愿。

　　张祖怡在接受台湾TVBS的专访时表示，当时孙运璇已经七十多岁，按照岁数是不会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从蒋经国培养的三位未来领导人的性格特点来看，一位饮酒比较豪迈，一位做事比较鲁莽一些，这样平时比较温和的李登辉自然就成为蒋经国的首选。

　　据张祖怡介绍，蒋经国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因选举纠纷而导致群众运动的“中坜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美丽岛事件”的冲击比较大，此时蒋经国更加确信，以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族群特性，就是要在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多的闽南族群中选出台湾的领导人。

　　这种思维最大的问题在于，1949年后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近百万知识分子和老兵群体已经长期在军人、公职、教育行业中站稳脚跟，这些人已经是行政部门的中坚力量。尽管在1949年后，这些人中出现了很多特权、贪污行为，但蒋经国对于台湾闽南人的特性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这在陈水扁主政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族群在默契、互信程度不足的情况下，权力生硬的转移最终会出现问题。

　　李登辉的迷思就在于，他始终认为2000年后的“台独”可以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存在，其本人亦应该在“台独”的政治范围存在一定影响。但2008年李登辉不反对马英九任领导人后，表明其本人最后彻底否认了之前的看法。

　　陈水扁的迷思也在于他始终认为自己会在“台独”的政治版图中扮演角色，甚至他会认为，由于其自身对于“台独”的“贡献”，就可以放心大胆开始贪污了。

　　于春节前辞去台当局“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就认为，马英九就任领导人前，台湾处在几十年最坏的情况，内部政治贪腐、社会分裂、经济衰退；外部，两岸关系曾经一度逼近“危险边缘”，涉外关系也跌入谷底。(吴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