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日刊出署名文章《中国落后地区官多说明了什么？》说，在中国，比较富、比较发展的省份，政府规模小，人员精简。而在被曝光的一些较落后地区，政府规模反而大，副职反而多。背后的制约因素较多。真正要做到减员以及减负，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政府要学会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懂得提供公共服务。

　　文章摘编如下：

　　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河北邯郸市最近一次性任命了近90名领导干部，这些人分别为当地工业和信息化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十多个机构的正局长、副局长等。有些局的正副职人数多得有些不可思议，比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有十多个正副局长。

　　据中国报章报道，当地的组织部官员介绍采访时的回答竟然是“这是党政机关，不是随便开店的(可以有问必答)！”。之后，当地政府通过新华社来澄清官多的原因，说是2008年开始启动的大部制改革中的结果。也就是说，许多行政改革的机构在“大部制改革”的名义下被撤销、合并、或改名后，这些官员就由原机构的局长重新任命为新机构的局长。

　　当地还特别提醒这近90名官员并不是新近提拔的。有意思的是，当地政府也承认一些机构有过多的副职人数，今后将逐步解决一些机构官多的事实。

　　副职过多的问题其实早已有之。比如河南省新乡市政府被指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之后当地的澄清是，副市长实为8名，副秘书长为11名。不过，这个数字也很惊人。而湖南的石门县有16名县委常委和11名副县长，而该县经济发展仅是贫困县的水平。之后政府提到有些副职是因“政策性安排”所致，而有些则是挂职干部。这个现象应该不仅限于这些被曝光的地区。

　　有鉴于此，中组部在2009年发出《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地方政府的执行情况尚未明了。不过，吉林省政府倒是一减负就减了六个省副秘书长职务，数量也是相当可观。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的组成部门常常只有正职，而没有副职。而一些助理局长主要是处理对外协调关系。香港特区政府在这一两年才开始为局长配备一些副局长职位，不过之后的批评声音也不小。

　　其实，官多一直是行政的特征之一。邓小平曾很有决心地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

　　在国际上，关于政府规模，瓦格纳定律很受重视，即政府规模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在西方国家，经济越发展，社会保障等支出往往越高，因此政府规模就相对大一些。不过，在中国，这个定律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适用的。中国的现象是，比较富、比较发展的省份，政府规模小，而人员反而精简。而在上述被曝光的一些较落后地区，政府规模反而大，副职反而多。

　　背后的制约因素较多。比如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当地的就业机会比较少，去当官是最好的选择。相对来说，公务员收入在低收入地区可能显得更高一些，因此，会有更多的人挤着去。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落后地区有可能善治程度更低一些。有些学术研究发现，在农业税取消之前，不发达地区乱收费程度很高，而现在对企业的各种收费也相对多。相反，如上海和江苏等地，税收和其它费用的负担反而低一些。发展地区更让市场说话，并不需要那么多政府官员来协调和处理各种事务。而经济落后地区，政府介入程度更深，当官也相对有利可图，因此，副职等更多。

　　此外，在这种落后地方，各种制度外的收入也比较多，政府也更有能力养这些人。

　　因此，真正要做到减员以及减负，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政府要学会处理自己与市场的关系，要懂得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养闲人。只有提供善治，才能为自身减压及减负。(吴木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