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五一年由海外踏足古老的北京，到一九七七年定居香港的整整二十六个春秋，我在胡同的大杂院里生活了十五个年头，听惯了从早到晚胡同里小贩的吆喝声，“有破烂儿，我买────”是专收故衣、烂铜废铁的；“锯碗儿来，锯缸────”是为穷人家舍不得扔掉的破碗儿和腌菜缸锯破补漏的，穿大街走小胡同小贩的吆喝的尾声，拉着长音，此起彼伏形成了非常悦耳的北京胡同的交响乐。但随着时代的大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小贩行当的式微，有些吆喝声从此也就从胡同消失了。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文化，是在蒙古人建元大都时出现的街名，专指小巷而言。胡同的正名原先都从“行”字，事过境迁也就简化了。全国也只有在北京有胡同的叫法，上海一带则叫里(弄)，大部分城市则叫巷，即使“胡同”称号发源地的内蒙古诸多城市也没有称之为“胡同”的小巷。在旧北京，由于水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命脉，在没有自来水的漫长岁月中，北京几乎每条胡同，甚至一些大街都能见到水井的踪迹，因此在北京以水井命名的街道、胡同比比皆是，如王府井、甜水井、钱家井、柳树井胡同等。

　　在北京有一种说法，是说“东富西贵”，亦即富有的商人都喜欢住东城一带，而王爷贵族则住西城一带，因此王爷府多集中在西城。而南城则是老北京世世代代的贫民窟。京派著名的老作家老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创作的话剧《龙须沟》，故事就发生在北京南城。

　　胡同与大杂院是北京胡同文化最完美的组合，所谓大杂院的前身，应该是老北京大户人家的大宅门。老泰山家离我住的大杂院近在咫尺，都在东城区。据说原先老泰山在世时，一家住的那套大杂院，是原先京城著名南味糕点铺“稻香村”老板的宅门，前院套后院，经过近一百年的洗礼，仍保留往年一股显赫的豪气。而我们住的也是同一条胡同改为机关职工宿舍的大杂院。从门坎来看，估计也是原先富有人家的大宅门。问最老的老邻居、原先拉洋车的田老大爷，谁是咱院的老业主，田大爷只依稀记得曾有过几次拉一位穿着时髦的小姐到台基厂的使馆区，其它已不甚了了。我住的大杂院，大院套三个小院，应该说是从原先私人大宅门演变成为今日北京大杂院的典型事例了。而我住的那条胡同可说是藏龙卧虎的宝地，有两家属部长的官邸、一家军队大院，还有一栋三层楼高、属社会科学院的“高研”宿舍楼。

　　在“文革”荒诞的岁月，那条胡同弥漫着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军队大院的红卫兵们跑到“高研”宿舍楼揪“黑帮”，一些“黑帮”及其夫人们给剃上了阴阳头，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杨绛。我每天清晨骑着自行车穿胡同，看见三五成群的“黑帮夫人”在扫马路，心中一震，迄今心中仍有余悸。

　　父亲的住宅座落在锣鼓巷火药局，据说是袁世凯家庭教师的私人住宅，是独门独院，院子以砖墙一分为三，父亲占北东九间房，北房冬暖夏凉，唯东房西晒，无法住人，只能做仓库和父亲洗相片的专用暗室。院子里有柿子树、葡萄树，还有一棵枣树，一到立秋，硕果累累，结出来的枣子又大又甜又脆。九十年代末的春天，我回北京路经地安门东大街，路南的一排房子遭到拆迁，成了废墟一片，父亲的老房子连门前的老槐树已不见踪影，连火药局这胡同也从此从北京的地图消失了，据说要改建成平安大道。北京胡同文化和父亲老房的消失，说明北京的变化，但在我却生出一种莫名的苦涩……

　　(摘自《大公报》 作者：艾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