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鲁迅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中语重心长、义正词严地指出，“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原因是“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港产片《叶问2》里面，洪金宝饰演的洪拳师傅洪震南就是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人——他为了维护中国武术的尊严，不要让中国武术在洋人面前丢脸，走上擂台与公然侮辱中国武术的英国拳王生死相搏，节节败退、身受重伤却死不肯认输，宁愿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

　　可是，我们在这个角色身上看到的不是中国人的“自信力”，而是他们的“自欺力”。一个真正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自信的中国人，不会将中国武术等同中国；更不会将中国武术的尊严和中国人的荣辱系于一场拳赛的胜负。只有坐井观天的一介武夫，才会以为中国武术战无不胜，因而在擂台上死不认输。也只有一个重面子多于一切、视名誉为生命的人，才会选择做一个殉道者和烈士，而不要做一个输家和失败者。在这个意义上，洪震南这个叶问“最尊敬的师傅”，根本就是一种自恋、自闭和自欺文化的产物。他也许值得我们同情，却绝对不值得我们尊敬。

　　更讽刺的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是香港电影的其中一个有趣作者洪金宝。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洪金宝在《败家仔》和《提防小手》等电影中，以活在当下、“爱自己多过爱别人”、更不要说爱祖国的“醒目香港仔”做主角。这些在今日看来仍然很有所谓“香港精神”的醒目仔，是不会为任何人卖命、也不会向任何人道歉的个人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他们的自私自利当然不足为训，但至少他们对国家和传统价值没有洪震南或者叶问那样。

　　回归至今接近十三年，香港电影的“后殖民性”既表现在它的“亲中”，也表现在它的“反英”，两集《叶问》在这两方面皆有代表性，难怪它在内地和香港两地都叫好叫座。

　　前年上映的《叶问》讲一代咏春宗师背负日本侵华的国仇家恨，以中国武术挫败日本将军的空手道。《叶问2》的故事情节以至叶问“住家男人”的形象本有太多好莱坞电影系列《洛奇》(Rocky)的影子，编剧和导演能够成功将电影“香港化”和“中国化”，全是因为他们抓紧了电影的“后殖民性”。影片的大反派是一个在香港无恶不作的贪污洋人警官，以及一个出言不逊、视中国武术为笑话、讥中国人为笨伯的英国拳王。两出电影都有一个助纣为虐、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狼狈为奸、但最后皆迷途知返、弃暗投明的角色(分别由林家栋和郑则仕饰演)。跟殖民者串通，即所谓串通殖民主义本来就是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原罪，这两个角色的设计可以理解为香港电影人为香港人所做的一次忏悔和告罪。

　　两集《叶问》在内地大受欢迎，除了因为它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之外，还因为它为观众源于内心的民族自卑感提供了廉价的发泄。中国到今日已是崛起了的大国，但也许正因如此，中国人更需要西方的认可和赞赏，并且深信这是他们辛苦挣到、绝对应得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仍然是量度一切的标准。

　　《叶问2》一方面强调叶问掌握中国武术的要义和哲学内涵，即所谓武德；也处处突显他爱好和平、以德服人的本性，恰与好勇斗狠、凶残暴戾的英国拳王形成鲜明对比，目的是要给看电影的中国人一种在道德上远胜洋人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影片几乎不能自制地在完结之前，加插了一个全数洋人观众起立鼓掌的场面。记忆中，陈凯歌的《梅兰芳》也有类似的场面，似乎洋人起立鼓掌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肯定。没有了这个手势和姿态，电影里面主角的胜利马上变得残破不全，而观众也就不会感到圆满和惬意。

　　(摘编自香港《亚洲周刊》2010年第22期 作者：林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