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日刊出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文章《美国的中国新定位及其对中国的挑战》。文章说，美国最近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最大变化是对中国新定位，首次呼吁要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新定位是从美国利益出发，中国当然不可承担一份没有能力承担的领导权，同时，因为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崛起，需要中美拥有最低限度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方法的共识。

　　文章摘编如下：

　　美国最近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总统奥巴马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政府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或者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

　　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而奥巴马政府则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单边和多边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新战略文件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文件首次呼吁中国要肩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在冷战后半期，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可说是对付前苏联的“准同盟”。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一直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早期的“敌人”、“竞争者”到近年来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负责任的大国”等。

　　G2不可以加以正式化

　　美国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赋予中国这一新角色的。近年来，中美关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们所说的“G2”的形成。但对很多人来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2”的。中国官方也没有承认G2。

　　实际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从结构上说，在G2内部，中国仅只是帮手，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中国不能正式接受G2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认识到中美两大国不能决定国际事务，这不仅和中国的“国际事务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而且如果这样做，中国会面临无穷的国际压力。

　　但是，“被G2”的理解也不够确切。G2是客观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的G2结构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

　　中国需重新思考国际角色

　　不管怎样，G2反映出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新定位是这个客观的新结构的要求。那么，中国本身呢？很显然，中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角色。

　　首先是国际定位。传统上，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当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但也已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定位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不得不负起一些带有全球性的责任。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

　　尽管中美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价值(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但那种处理国际问题上的、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也不是不可能取得的。这就需要两国进行经常的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中美已经高度相互依赖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但两国的双边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如前面所说，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中国当然不可以承担一份没有能力承担的领导权，过分承担国际责任或者领导力既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会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力不从心。

　　不过，因为中国在体系内部的崛起，体系本身客观上也的确在呼唤中国的责任乃至领导权。怎么办？这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中国的考验，这不仅关乎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所有的外交关系，而且也是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