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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裔学者通晓多种语言 进出不同文化环境

2010年11月15日 15:37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黄基明打好古文基础,参透了中国兵法,还先后把数部兵法翻译成瑞典文和英文。(陈来福摄)
    陈森强原本只想在本地逗留3年,想不到成了“新加坡女婿”。 (陈森强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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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1月15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在新加坡,掌握双语是极为平常的现象,但是掌握三种以上的语言,就相对少很多了。外来的新移民更是如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两名华裔学者,了解这两名永久居民如何掌握至少三种语文,以及通晓多种语文所带来的种种便利。

  把《孙子兵法》翻译为瑞典文

  黄基明:英语、瑞典语、华语、马来语 (方言:福建话、粤语)

  “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越来越多,我觉得一个人应该要能够流利使用至少两种语言,擅用单语者不会明白自己的局限。……流利应用两种语言其实并不足够,还得生活在两个文化环境里头,融会贯通。”

  说这话的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基明博士,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也身体力行,用了近30年时间认识不同文化和语言。

  黄基明(55岁)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父亲是峇峇,母亲是华人。槟城人广泛使用福建方言,黄基明的母亲和亲戚却都以广东话交谈。加上兄长都被送往华校上课,自己却上英校,让黄基明从小就过着必须不断切换语言的日子。

  瑞典学习西方哲学

  1970年代初,黄基明因为马来西亚各大学实行种族限制额,难圆在当地念大学的美梦,只好放眼提供免费教育的欧洲大学。A水准毕业后,他先在马来西亚当报章编辑,后来发觉生活单调乏味,不如想象中“刺激”时,决定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在当地生活的两个哥哥会面。

  黄基明说,当时槟城许多工人阶层的子弟都爱往欧洲谋生,甚为开放的瑞典成了一个选择。当时瑞典大学里的马来西亚学生不多,黄基明是个例外。虽然只要成绩优异就无须缴学费,他却还得为三餐温饱挣钱。他平日上课,周末(星期五至星期天)工作,做过清洁及洗碗碟工作,也当过工厂工人、小厨师等。

  醉心学术研究的他,先通过公共行政学士课程了解瑞典社会,后来决定专研哲学,并深深地受到奥地利语言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响。可是,他很快地又觉得重视逻辑思维的“西方哲学”有其不足。

  “其他的学员都学得好好的,怎么唯独我有那么多疑虑?我努力寻找个中答案,终于明白这与我的出身有关。我必须吸收更多与中国文化和思想相关的知识,以弥补眼中西方哲学的不足。”

  回归亚洲的话语空间

  于是,这名已掌握瑞典文的研究生开始自修华文,不但学习中国书法、中国画,还练起太极拳来,甚至成为瑞典数一数二的太极拳高手。中国思想史中缺乏所谓的逻辑思维,更重视实践,儒家思想对“礼”的推崇,大大刺激了黄基明的思维。

  1989年,黄基明获得瑞典奖学金,有机会到北京浸濡两年。偏偏当时马来西亚青年还不能自由出入中国,不愿错失良机的他决定放弃马来西亚国籍,成为瑞典公民。

  在北京,黄基明打下稳固的古文根基,这对他参透兵法特别有用。他先后把包括《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等四部著作翻译成瑞典文及英文。黄基明也在北京遇上原籍爱尔兰的太太,两人育有两个小孩,目前分别是10岁和6岁。黄基明还有个30岁的女儿,是他与首任太太(瑞典人)所生。

  越是能以古文了解中国思想与学说,黄基明越是发现,现代亚洲对诸如儒家学说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西方对这些思想学说诠释的影响。

  “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知识(特别是对后殖民时代的重视)引入亚洲的话语空间里,这个话语空间过去受制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早年,亚洲努力地建设国家社会,现在正是它回顾历史的时候。”

  撰写吴庆瑞传记

  黄基明决定重返亚洲,在2004年加入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院,一头栽入研究及出版工作, 希望作品有别于市面上的著作。3年前,他出版了有关马来西亚已故副首相敦依斯迈生平事迹的“The Reluctant Politician: Tun Dr Ismail and His Time”。不久前,他又出版了新加坡已故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的传记——“In Lieu of Ideology: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黄基明说:“敦依斯迈和吴庆瑞都是稳坐第二把交椅的人,历史总是把各种功劳归功于最高领导人,忘记了他们身边的功臣。”

  虽然已是新加坡永久居民,黄基明却以“外国人”自居。他不讳言,这样的身份尤其有助于他撰写吴庆瑞的传记。

  他解释:“到新加坡来之前,我对吴庆瑞并不熟悉,也就不会对他有任何既定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任何政治包袱,不会因为要求自己‘政治正确’而进行无谓的自我审查。”

  要撰写吴庆瑞传记,无可避免地必须访问当年与吴庆瑞并肩作战的开国元勋,但市面上已经有了类似引用这些功臣言论的书籍,使黄基明不得不寻找其他了解吴庆瑞生平事迹的途径。

  做了许多研究后,他把焦点放在吴庆瑞的所思所想。除了分析吴庆瑞从政后的公开演说,黄基明也觉得应该了解从政前的吴庆瑞。于是,他细读吴庆瑞母校的校刊,再努力挖掘吴庆瑞的其他出版作品,例如,吴庆瑞刚从莱佛士书院毕业时曾出版著作,黄基明从《海峡时报》的书评,对吴庆瑞当时的思想有了初步接触。此外,他还找到吴庆瑞当年在英华学校校刊上发表的文章等等。

  就算现在持着瑞典护照,黄基明还是努力专研马来西亚政治与发展。2002年,他也曾回返马来西亚做研究。他始终觉得马来西亚学者常受制于所属政党,希望他们能突破这个不是支持体制就是反体制的两极化思想。

  专研马来西亚课题,自然意味着黄基明必须接触许多马来文文献和资料。谈到他的马来文程度,黄基明形容那是个“舌头说不出但仍回荡脑子里的语言”。

  他乐观地认为:“马来文毕竟是个深植于我脑子里的语文,只要好好温习,必定能再把这个语言激活。”

  让孩子在三语环境成长

  陈森强:英语、泰语、华语 (方言:潮州话)

  “环球公民”这个说法在新跃大学学者陈森强博士身上,有了不同的体现。

  “曾经有人说我是新加坡人、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或马来西亚人,就是没人说我是泰国人。其实在曼谷,像我这样皮肤相对白皙的人比比皆是。”这名新跃大学科技学院航空维修工程课程主任笑着谈自己的“身份危机”。

  许多人也常把这名泰国华裔的泰国名字“Sutthiphong Srigrarom”误认为印度名字,更是令他啼笑皆非。

  8年前,陈森强前来本地大学任教。首日上班往人事部报到,他在接待处苦等了两小时,后来才发现原来人力资源人员误以为前来报到者是个印度人,因此就没理睬他。

  还有好几回,陈森强去到有“小泰国”之称的黄金坊购物,才翻开泰国报章阅读,店员就赶紧趋前告诉他:“那是泰文!”

  他只好笑着回答:“我看得懂!”

  为了显示泰国人身份,陈森强在车上挂上“我是泰国人”的标语,此后,他察觉路上的车子刻意保持一定距离,就算在拥挤的新柔长堤也不例外,大家仿佛都把泰国人视为凶悍的民族。

  “许多新加坡人对外国人有既定印象,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新加坡的泰国人不一定就是劳工。在这里的泰国专业人士相对少,但也还有100人左右,有教师、电信业从业人员、银行家,以及从事贸易买卖以及海事业者等等。”

  尽管要求记者传达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待外国人时的神情严肃,但陈森强很快就恢复了幽默的本色:“别以为我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我的泰国情意结,其实我只在看足球赛或青奥运赛事时,才表露我是泰国人的身份。哈哈。”

  在泰国红衫军与黄衫军动乱,以及近期泰国洪灾事件上,陈森强积极同泰国大使馆联系,提出反馈和捐款等。他也经常到本地的10座泰庙去,在那里与同乡会面。

  当上“新加坡女婿”

  陈森强(37岁)的祖父早年从中国落户泰国,他在使用泰语和潮州方言的家庭长大。在泰国完成大学教育后,前往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修读航空和航天硕士及博士课程。期间,他在航空公司工作,负责设计、修改和测试商用和军用飞机和直升机等。

  后来,有感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开始出现衰退迹象,他在美国教授的推荐下,前来南洋理工大学任教。对陈森强来说,新加坡曾是小时候学校假期学习英文的地点,来这里的好处是离还住在曼谷的父母更近了。他原本只打算完成3年的工作合约,没想到一住就是8年,还当上“新加坡女婿”。

  陈森强在南大某个宴会上首次邂逅同事的女儿,对身为医生的她可说是“一见钟情”,很快展开热烈的追求。他说:“我们是三年前注册,两年前完成华人婚礼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华人传统的重视。

  有趣的是,陈太太其实曾在泰国实习一年,也因此学会说泰语。她回到新加坡后一度在芽笼综合诊所(Geylang Polyclinic)工作,其他医护人员一遇到有泰籍病人(包括性工作者)上门求医,很自然地把她们“推”给陈太太,无视她其实是个肿瘤科专家。

  太太与泰国有一段缘,他自己则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结下这段亲事,难怪陈森强说:“这就是华人所说的缘分了。”

  没放弃说华语

  陈森强从小就学华文华语,但缺乏应用机会。他记得到美国念书时大声跟华裔同学说“看你明天”(see you tomorrow), 同学尴尬不已,赶紧告诉周围的人:“他是个外国人!”

  幸好他没就此放弃说华语,反而积极争取机会练习。他告诉记者,与南大博士生交谈时,他就刻意兼用华语和英语。现在,华语已成为他日常会话中经常使用的语言,特别是在小贩中心用餐时,华语更显得重要。他说:“我用华语跟办公室的清洁工人打招呼,隔天她就殷勤地问我要什么饮料。”

  更让陈森强得意的是,通晓华语还让他省下不少钱。数年前到车行买二手车,两名售货员以华语交谈,说他是外国教授,有经济能力。他先不表露听得懂他们的谈话内容,而是死命杀价,直到价格降到“底价”时才罢休。成交后,他才说自己其实听得懂华语,令售货员尴尬不已。

  陈森强的太太目前怀孕,他说夫妻俩已达成协议,孩子的第一语文自然是英语,但在家里,太太会以华语和孩子交谈,他则用泰语。他们也会让孩子成年后才决定自己的国籍。

  至于孩子在学校应学习什么母语, 他说:“既然是母语,就让孩子跟她母亲的语言(也就是华语)吧。”(何惜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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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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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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