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新加坡的人一抬脚便出国，一纸机票，数日假期，随时可以兑换另一个季节的体验。然而恰恰因为如此，四季也变成了异域情调。

　　圣诞节前的那个周末，纽约终于下雪了。午后，坐在窗前写一篇期末论文，石青色的天，暗暗云涌，突然间大地飘雪。窗户只留了窄窄一条缝，还是不时有雪花，乘着吟啸的风钻进屋里。不出两个时辰，四下屋顶上已经白了。

　　下雪了，岁末将至，跨入研究院的第一个学期也临近尾声。对着一窗残年急景，一缕旧年的缱绻之意，在心里氤氲开来。

　　大雪纷纷扬扬，一直落到夜深。去楼下起居室读一会儿书，每一个从外面回来的人，都忍不住急急地告诉守门人，这今冬的第一场暴风雪，如何狂逸如何凛冽。守门人——我第一次意识到他这样温厚有涵养——听每个人复述同样的情节，略微附和，点到为止，从不败坏讲故事的人的错觉，仿佛他是第一个把下大雪的新闻带回家来的人，虽然门厅里的收音机，整夜都以张惶又激动的语调，播送着哪里哪里雪积了多厚哪里哪里道路阻断的消息。

　　读到凌晨两点，回房睡觉。一打开门，满屋漆黑，映出窗外一片淡橙色的迷朦的雪光，仿佛换了一个世界。每晚相伴窗前的河对岸新泽西的灯火，完全被雪雾吞噬，而近处的几幢楼，也只见影影绰绰的轮廓，不知是街灯还是人家窗台上彻夜亮着的圣诞彩灯，给粉白的雪光涂上一层温暖的色调。我想起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火车穿过长长的隧道，“夜的底层变成了白色”；想起这一年，仿佛刹那之间，从湿润葱茏的赤道，来到干燥寒蓬的北国。

　　临飞美国前，母亲帮我收拾秋冬的衣裳，一边叠衣一边说，你有多少年，没正儿八经地穿过冬衣了。我说，是啊，在新加坡都住了快十三年了。母亲想了想，笑起来说，你在那边过上一年，等于我们四年的夏天加起来那么长。我和她一算，呀，我度过的夏天，比一个在温带住到六十岁的人还要多了——难怪脸颊上隐隐浮出斑点。我并不那么介意，总觉得借身体发肤，留下往昔岁月的痕迹，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是很值得回味的事，像深藏的时钟，命运的胎记；然而母亲总是不满，抱怨热带的天气，抱怨了十几年，直到我终于离开岛国，重返有四季的生活。

　　在哥大结识的朋友知道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几个星期前就有人问：你见过下雪吗？问得我很窘——是替发问的人感到窘，仿佛在他们的想象里，住在热带的人都是不知冰雪为何物的夏虫。殊不知住在新加坡的人一抬脚便出国，一纸机票，数日假期，随时可以兑换另一个季节的体验。然而恰恰因为如此，四季也变成了异域情调，比如我印象里的冬天，有江南的枯山涩水的冬天，东北的零下四十度有人耳朵被冻掉的冬天，加州的阳光依然灿烂的冬天，韩国的大河封冻，人们在河面上凿冰钓鱼的冬天，还有在日本的温泉乡，弥漫着硫磺气味的冬天——却都是惊鸿一瞥的片断，无法和日常生活衔接的蒙太奇。

　　所以这一次来纽约长住，便能细细体味，四时流转四季更迭的意趣。天光变得越来越短促，秋夜变得越来越漫长；白天晒着日渐稀薄的太阳，夜阑啜饮一宿深似一宿的寒气；每一场秋雨过后，满径湿透的黄叶，而每一次雨过放晴，空气都愈发清冽。当大雪堆上枝头，穿上皮靴去树林里散步，林间弥漫着白色的静意，雪地上有不知什么小动物留下的脚印——透过这一切，都让人看见，在日历之外流淌的岁月，在钟表之外，以另一种符号镌刻的时间。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应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