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内敛和谦虚，但文人之中，一向不乏狂者。

　　孔子主张中庸之道，但他也欣赏狂者和狷者，他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文人之狂，很多时候是意气风发的进取，虽然可能会矫枉过正或者夸大其辞，但总比温吞水的性情来得痛快。

　　孟子就是一个“狂人”，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又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没人讥讽他自作多情。相反，他这种给自己施压的做法，常常激励后生学子积极上进。

　　梁启超自称为当时中国不可少的人，曾说：数年之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他的“狂”与孟夫子的“狂”同出一辙。

　　与此类似的，还有梁漱溟和刘文典。一九四二年，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信上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民国狂士刘文典一直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沈从文虽然当时以小说名满天下，也不入他的法眼。在西南联大，有一次跑空袭警报，沈从文刚好从刘文典身边跑过去。刘文典面露不悦之色：“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

　　这种以放大个人的使命感作支撑的“狂”，虽然显得有些夸张，但终极目的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用现代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说，只是文人骨子里一种“良知的傲慢”，远非世俗浮浪之狂所能比。

　　文人恃才狂放，一旦超越平辈，有时连老师也瞧不起。

　　龚自珍这个著名狂人，有诗云：“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简直是对完美文人的经典总结。他自述“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岂止是十五年，他这一生都是“狂”过来的。以前中榜的举子称选拔自己的考官为恩师，龚自珍在浙江应试进士及第，有人问他的恩师是谁，龚自珍哈哈一笑：“说出来稀奇，真是稀奇，居然是那个无名小辈王植！”王植闻言，差点气死。

　　钱钟书是中外公认的天才，单那照相机似的记忆力就让人折服，上大学曾对自己的老师不满意，说：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董桥的《太懒.太笨.太俗》一文也引了这则材料，他说“这或许是钱先生一时的戏言，却也痛快得很。”但后来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吴宓先生和钱钟书》一文，引述李赋宁先生的亲笔证词，说：“我没有听到钱钟书讲这种话。”

　　李敖的狂，则是白底黑字、明目张胆的。他的《独白下的传统》一书的封底上写道：“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他说自己学问好，认为台大的教授里面，除了胡适、殷海光外，其余只能谈感情，不能谈学问，对于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姚从吾，虽然服其人品，却一样斥其做学问如狗熊掰玉米。

　　他们之所以狂得起来，都是有足够的才气做底蕴。我有一位写字的朋友，在他的签名档上签上了这么一句：“如果才华横溢是一种错，我宁愿一错再错”，他的才气正如他所标榜的一样，所以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他不是骄傲，而是坦率。

　　有人说，“狂”的背后，除了“才气”之外，还要有“德性”来支撑，但“德性”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自古狂士，一般都会引起争议，也就很好理解了。(摘自香港《文汇报》；陈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