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中

　　去到警察局，杨丽随即被审讯了一整天。她表示自己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接待工作，同时老板也不可能让她这样一名打工的学生知道真实情况。

　　“但是警察明显不相信我的话，他们轮换了不少人来问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情况。而且由于害怕，我就骗他们说案发时我不在维也纳，所以不清楚警方抓人的情况。”杨丽说，“他们提醒我不要隐瞒情况，不要包庇公司的老板和其他人，否则情况对我不利。”

　　其间，警察只给杨丽吃了一个汉堡，差不多到了下午5点多，警察们停止审讯，将她单独关押到一个不足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之前对其全身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次日一大早，警察又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关押，直到恢复自由，她就一直被关押在那座监狱里。

　　她说：“房间在四楼，大约八九平方米，有一扇小窗户，仅有一张上下床，有一个小卫生间，但是不能洗澡，里面当时没有人，我就选了睡在上床。”

　　当天有一名女法官来询问杨丽，指出了她前一日说不在维也纳是撒谎，她不得已承认自己说了谎话，并向女法官说明了情况。但女法官没有作什么表示就离开了，这让杨丽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说假话。

　　由于之前有了被关14天的思想准备，杨丽还带了德语词典和一本书，准备在里面坚持学习，“开始我还能坚持，总认为熬过14天就结束了。”杨丽说，“监舍的窗户很小，但看出去只有一面墙，我每天都在数时间，之前12天一直没有警察来提审我。后来每天放风一小时我都不想出去了，但是警察总是粗暴地把我拉下楼。”

　　其间又有一名奥地利女人被关了进来，她很少与杨丽说话。第12天上午，精神万分疲惫的杨丽突然听到楼下有被关押男女在喊叫，由于声音很大，她突然冲动地拿起餐刀割手腕，“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那样做”。同房的奥地利人一边抢她的刀，一边按动警铃，于是杨丽被警察迅速带到监狱医务室包扎伤口。

　　在随后半个多月里，杨丽每天都被带去换药、吃药，虽然后来手腕上的伤口好了，但是医生仍然要求她吃药，并且告诉她吃的是镇静药物。割手腕之后，杨丽进入了一种精神失控状态，每天都不想吃喝，不停地哭泣，有时候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站到窗户前抓着铁栏用中国话大叫“放我出去”、“我要回国”。

　　其间曾经有中国大使馆官员来看望过她，安慰和鼓励她要坚强，称“大使馆正在积极与奥方交涉”。监狱警察曾经允许杨丽打电话，她打给奥地利的中国朋友要来了一些衣服。

　　每天吃药，让她产生了抗拒心理，但是她拒吃、吐掉的方法都逃不过警察的监督。2004年9月中，医生给了杨丽一种不同的药，然后她就觉得情绪更加烦躁，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多次爬到窗前大声喊叫，吓得同监舍的人不断干涉，两三天后就有警察来提审了。

　　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总编辑王敢说：“杨丽所反映吃了特别药物的情况，很难核实，首先是很难取得服药真实记录，其次即使警察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现在肯定不会承认。”

　　监狱警察后来发现她的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只好又把她送到医务室住院治疗，一直持续了10多天。其间杨丽被换了几个病房，最多时房间里多达8人，她的情况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就会长时间趴在窗前，一直看着外面来往的汽车，“但是没有人干涉我”。

　　“后来我多次申请参加监狱里的工作，但是监狱方面不答应，说我的情况不适宜参加劳动。”杨丽说，“一直到了10月底，我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监狱方面才答应安排我去工作，内容是用电动缝纫机缝监狱内部床单、围腰布，洗涤警察衣服，制作围巾以及各种工艺品。”

　　监狱的工作间在地下室里，没有工作量规定，有规定的工资收入，而且有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到此时杨丽才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监狱没有高墙电网，环境非常干净，而且每个月的花销都有账单。

　　从案发起，杨丽本人及朋友先后找过5名律师，有律师请求保释，但是法官一直不同意，其间还组织过4次听证，不断重复调查同样的案情。

　　2004年11月22日，在被关押4个多月后，法官终于来宣布杨丽可以办理“取保候审”出狱，但同时扣押了她的护照，并规定其不能离开维也纳，有情况必须向警察报告，并且必须随传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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