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人功力 来自训练

　　江平说，他在金融衍生品上的功力来自过去的严格训练。在斯坦福大学读金融学博士期间，他太太生小孩，为了补贴家用，他在学校找到一份工作，辅导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这份工作，既辅导了学生，也锻练了自己。”

　　他说，指导这些硕士生并不轻松，要经常批改考卷。学生在做金融衍生品题目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他们自己从市场中找实例来应用衍生品理论，答案是五花八门。”

　　做为教师，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批改完所有的试卷，感到压力很大。“它逼着我去研究金融衍生品，以便快速批改学生的试卷。”这样，他做过大量演算和识别图形，他能够对着满页纸的运算，一眼看出结果是对是错。“最后，我练到只看图形，就能估计出价格多少，结果和实际价格相差无几。”

　　“理论在我身上已经成为一种生物直觉。”他认为，这种生物直觉对他后来的投资生涯发生重要的影响。

　　墨西哥币 成突破口

　　江平说，1994年12月，墨西哥比索贬值，李曼公司损失惨重，信用被降级，一度谣传要破产。拉美外汇交易部的人几乎全被解雇。江平因为执意要做一线交易员，便被指定去做墨西哥比索。“我没有资本投入，没有客户，没有与墨西哥政府或企业联系，甚至连固定的座位也没有。”

　　江平决定从衍生品着手。芝加哥的比索期货与银行间比索现汇相关，同时也与墨西哥利率相关。华尔街许多银行雇用数学博士设计模型供交易员从中套利，他却凭着对衍生品的熟悉，不用模型，仅用两个电话，在两个市场间来回交易。同时，他对银行间比索期权市场进行研究，发现长期比索期权价格，严重低估墨西哥利率的不确定性。他以此为契机，做多比索长期期权、做空比索短期期权，在短短一年内将李曼公司拉美外汇衍生品带入市场前五名。

　　1997年的亚洲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期间，他的竞争者大部分未能生存。李曼公司内部困难重重，市场又谣传李曼要破产。但是，江平主管的拉美外汇部门却一度占到市场份额的一半。“有时我不上班，拉美外汇衍生品交易几乎停盘。”因此，江平被提升为高级副总裁。

　　2001年，他经过对墨西哥利率市场的数年研究，发现墨西哥仍然存在机会。于是，他开始从事墨西哥利率曲线及利率基差的交易。“我的对手是华尔街的大银行。”但是，随着仓位的增加，许多金融机构连手，试图将李曼公司击溃。“我用小量资金进行试探，但每次都被他们打败，遭受损失。”

　　后来，他采取边打边退的手法，小批量上去，但是不护盘，双方来回拉锯。为了保持实力，他分散资金，争取在夹在其它市场上赚钱，以支持墨西哥的市场亏损。“如果总的投资不能赚钱，我就不能生存。”

　　2002年开始，他买进的数量开始增加，对手感觉到压力。当年下半年，他开始反击，接下来一年中每月从墨西哥赢利近千万美元。2003年底，他以少量资金将一家大银行困于泥潭。

　　中国市场 收益丰厚

　　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留美基金经理，江平一直关注祖国的经济发展。2001年，他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公司的股票被严重低估。“我投资中国石油(PTR)比巴菲特要早。”

　　2000年，全球股市下跌，当时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中国石油的市盈率(P/E)仅为5到8倍，而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美孚石油(XOM)的市盈率是16倍至19倍；前者分红率是8%到11%，而后者仅为2%至2.5%。“我看好石油行业的整体。”很显然，前一公司更好，但被严重低估，于是，他对该公司进行了投资。“但是，中国石油的价格两年没动。”

　　2003年3月，股神巴菲特投资中国石油的消息被媒体披露，许多投资者跟进，导致股票狂涨，价格增长许多倍。不久前，巴菲特对中国石油减仓，但是股票价格却持续上涨。江平认为，如果中国石油股票价格下调的话，仍然具投资价值。

　　1997年和1998年，美元兑人民币达到8以上。由于一系列新兴国家货币发生危机，市场上流传人民币必须贬值。但是，江平却认为，美元会贬值，而人民币却会上涨。“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可思议。”现在来看，他的预测完全正确。

　　2000年，江平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根本不用促销，将来一定会增值。于是，他开始投资中国房地产，现在，这些房地产都升值好多倍。

　　2005年，中国股市持续熊市，投资者怨声连连。江平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已经来临”。当时，许多优质股票市盈率不到10倍，而赢利每年都增长两到三成。银行利率不到2%，巨额存款有可能转入股市，大量外资为炒作人民币升值也透过种种渠道流入中国。结果，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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