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李厚霖最终以高分入选外籍兵团，和他一同报名的两名中国同胞则遭淘汰。

　　原则上，高分者都将分到伞军团，但李厚霖申请去了步军团，“我没勇气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他告诉副团长。而他的实际想法是，伞兵训练基地在科西嘉岛，离巴黎太远，步军团相对近一些，每个周末可以回趟家。

　　马剑一选择当厨师，可以在厨房里避过战火，安然度过五年，然后成为法国人。“我只是想获得国籍。”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大兵的多半选择。

　　被送往步军团的当晚，李厚霖与战友立即受到“新兵期”的洗礼。

　　“你们有牙刷吗？”长官问。“有！”士兵答。

　　“有水桶吗？”“有！”

　　“好！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去拿，用牙刷把厕所、走廊的马赛克给我刷光亮！”

　　还有烫衣服。外籍兵团阅兵服很繁复，熨烫时，讲究施力，烫轻，没效果；烫重，褶皱会烫糟。第一次给长官烫礼服，李厚霖从晚上10点忙乎到凌晨6点。新兵期里，他像复读机一样反复告诉自己，“忍！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每个人的新兵期长短不一，法语好、动手能力强的新兵最容易被老兵们接纳为兄弟。这支庞杂的“联合国”军队严禁拉帮结派，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士兵原则上不得分到一个连队，在公共场合说家乡话会被惩罚。你要么和大家一起说法语，要么保持沉默。因此，语言始终有障碍的新兵往往成为被人使唤的对象，军团中抑郁症患者形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逃亡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许多法国人眼中，外籍兵团的士兵多是些犯罪青年或走投无路之人，经历残酷训练后英勇善战，他们对人生没有眷恋，与母国也恩断义绝。

　　“残酷是我们的生存逻辑。”张明俊说，最危险的战场全都由外籍兵团冲锋陷阵，在法国这个所谓讲人权的地方，公众与媒体都不愿看到法国士兵阵亡，曾有7名法国正规军军人在同一场战争中牺牲，整个法国闹翻了天。而外籍兵团不一样，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将或已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法国人，但在法国主流观点看来，他们始终是一群外国人。

　　李厚霖完全不能接受“与母国恩断义绝”之说，“相反，我执行的任务绝不能危害中国的利益，这是我的底线。”1995年，李厚霖所在步军团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团里一位战友来自南斯拉夫，他选择回到母国作战。“他说不喜欢自己国家的政权，可我觉得他是一个叛徒。”“自己的国家就像外籍兵团一样没得选择，你既然属于他，就得无条件热爱他！

　　我再也不要见到这鬼地方了

　　同样是1995年那次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的轮船上，李厚霖第一次感受到死神如此贴近。其时，长达4年多的波黑内战已近尾声，但巴尔干半岛依然笼罩在硝烟中，人员伤亡人数每天都在更新。

　　晚餐时，每人桌前上了各种昂贵的海鲜和鹅肝，吃完后，每人面前递上一份遗书，内容已用法文打好，只需在空白处填上姓名，亲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即可。

　　轮船到岸后，一些战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到了战场不久，两个战友自杀了，其中一个年方18，拿着冲锋枪朝自己喉咙连开数枪。李厚霖坚持了下来，“我尽量去想四年后的事情，那时，我已经拿到法国国籍，还做起老板了。我会活到那天的。”“在战场上，没有兄弟的支撑，一个人是非常脆弱、容易击垮的。”1990年，坦克兵杨卫国被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一次，同一个装甲车的土耳其人出去上厕所，彼时，飞毛腿导弹袭击的警报突然响起，按规定装甲车必须马上关闭，全体士兵戴上防毒面具。那名土耳其人绝望地敲打车门。开还是不开？杨卫国与同车的三名战友透过面具面面相觑，谁也没说话。几秒后，杨卫国猛地拉开车门，一把将土耳其战友拽了进来。最终导弹被爱国者拦截，虚惊一场。装甲车内，土耳其人抱住杨卫国，泪流满面。

　　厨师马剑一已记不清自己上过哪个战场，他的战场始终是一个十余平方米的厨房，每天就是把牛排煎到八九成熟，将薯条过一道沸油，再做一锅汤。他的确可以平安熬过5年，但他并不开心，在兄弟重如山与丛林法则并存的外籍兵团，始终讲不好法语、性格温吞、酒量也不行的他经常受到战友的戏弄。李厚霖和他在一起吃饭，从来不敢叫啤酒，“担心他情绪失控”。

　　台湾的吴是中国大兵中最享受军旅生活的人。他从不把薪水大把花在啤酒上，而是用来建设自己的网站，向网友介绍外籍兵团征兵条件、中国人在军队中的生存状态，及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厌其烦地回复网友的邮件。

　　他还申请加入伞军团，渴望被派往最危险的战场。“他在人堆中始终是最扎眼的，”张明俊回忆，一次军团组织野营，大家都穿着裤衩，带上烧烤工具来集合，唯独吴穿着一身迷彩服，头上箍着一盏探照灯——他以为野营是野外生存训练。

　　吴的日记最后的更新时间停留在2007年12月，记者多次给他发邮件，未复。李厚霖告诉记者，他也许是被派往海外执行任务了，“上网？到梦里上去吧！”

　　在枯燥与高度紧张的战地环境中，男人的性压抑亟需释放，“露点”杂志和三级片成为军营中的抢手货。张明俊所在工军团在科索沃执行任务时，一到晚上便涌到后勤连看“片”，那儿有一台投影仪和幕布，大家边看边放声大笑。观众中没有长官，但所有人都相信，他们有自己的“放映厅”。

　　“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大兵工作之余，最感兴趣的是酒和女人。”在一些驻扎非洲的部队里，还曾设过半合法的军妓，为防止艾滋病，部队还给军妓做定期检查。

　　李厚霖所在步军团在南斯拉夫执行任务时，流动性极大，“看到头母猪都稀罕”，驻守的5个月里，最high的娱乐是烤全羊，战友们挖了一道很深的战壕，架上几十头羊，大家拿着蘸上油的拖把，来回奔跑着往羊身上抹油，边开心地大喊大叫。在嘈杂欢腾的人群中，李厚霖操起中文大吼，“我再也不要见到这鬼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