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4日电　据加拿大《星星生活》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第三十个年头，作为国家历史的回顾，可以用一连串的数字表达出这些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但在普通人当中则是完全不相同的经历。对于近年来移居海外的华人来说，他们可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这些人大多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出国变换自己的人生轨迹。该报采访了几位华人，希望可以从华人的角度反映出改革开放的一些侧面。

　　改革开放带来人生的新机遇

　　周松年是加拿大平台公司(Platform Computing Inc.)的CEO。他说，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他的人生，特别是邓小平的“二拍”，即邓小平1977年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和1978年拍板外派成千上万人员出国。

　　1977年，他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1980年，他又通过校际合作留学美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迈出国门的中国公派大学生之一。之后，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深造，相继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周松年与他人合作在多伦多成立高科技公司。

　　“如果没有这些改变，我可能还在工厂。”周松年说。但事实上，他曾经工作过的那间国营企业已经关门倒闭。

　　鞠文涛是多伦多一家电讯市场营销公司CanJu Marketing Solutions的总裁。他的父母早年被下放去农村学校教学，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可能会与同龄人一样，至今仍留在农村。

　　高考重绘了鞠文涛的人生之路，后来他读研究生，当教师，之后再出国，都与高考那关键的一步分不开。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他能够顺利移民加拿大，并能在新的国度迎接挑战，走上创业之路。他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近年来，鞠文涛多次往返中加两地，深切感受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中国经济的腾飞，尖端科技的发展有目共睹，还有城市面貌的改观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常明显。此外，人们在精神和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也很大并且非常超前。他说，这些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土插队和洋插队的苦乐

　　在出国大潮中，有不少人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土插队和洋插队有深切的感受。

　　于首三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文革期间，他响应号召上山下乡，1971年被煤矿招工。“当时自己是一线矿工，在掌子头打眼，每天与死神相伴。”两年后，他被推荐上大学，之后进入研究所工作。1987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深造，后在爱尔兰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理事。

　　他说，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必须走的。三十年给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个人的理想和价值也得到充分的发挥。改革开放让他走出国门。

　　目前居住于多伦多的潘兆鸿是景德镇潘氏陶瓷世家的第四代传人，也是《陶瓷300问》的作者。他自嘲道，从红卫兵、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到出国潮和移民潮，他几乎赶上中国兴起的每次大潮。他说，正是由于上山下乡的磨炼，他可以在后来的各种逆境中克服艰难。

　　当年土插队如今洋插队，令潘兆鸿感慨万千。他说，这三十年对他人生的影响非常大。正是由于国门顿开，让他切身感受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生活水平。中国就应该改革开放，而不是闭关封锁。

　　汪伟明是多伦多东风汽车维修中心的业主，他对之所以对“东风”独有情钟，是因为他移民前来自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他当年下乡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日后能出国，还能在加拿大开自己的修车行。

　　“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尽快从农村抽上来当工人。在那个环境下，也不会有那么多想法。”后来汪伟明如愿进入二汽当工人，不久，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他也于1979年考入大学，后毕业分回二汽的技术中心。

　　他说，改革开放让人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人们的心态从封闭中走出。现在中国的国力雄踞世界前茅，人民的生活富足，有房有车的人不在少数。这些成就与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尽管自己身在海外，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对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十年的财富变化

　　中国有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以比喻人事的盛衰兴替和无常变化。对比1978与2008这三十年的数字，是难以让人忘怀的。

　　周松年1980年去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留学时，身上只有30美元，连出租车都不敢坐。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他说，刚出国时，看见外面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很新奇，也非常激动。当时的美国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相比百废待兴之下的中国，美国则处于鼎盛时期。他回忆说，在波士顿河畔，每年在美国国庆节期间举行露天音乐会，礼花非常之美。

　　他说，现在来看，真是应了中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语。现在美国遭遇金融风暴，经济千疮百孔。而现在中国人的心态则完全改观，自信心有极大的提高。

　　于首三也记得当年妻子出国伴读时娘家人的担忧。当时于太太的母亲拿出一枚金戒指说，如果在国外经济有困难，就把戒指换成钱坐火车回来。

　　早期出国的人员，无论是留学生还是访问学者，大多都有餐馆打工的经验。很多人的目标都是为了回国后能够购买每年四大件、四小件的电器。他说，那时在爱尔兰，即使在餐馆低薪打工，1小时只付2爱尔兰磅，15个小时就相当于中国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电器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甚至出口到欧美国家。购买电器的件数指标和风行一时的外汇券早已成为历史，出国旅游也不再是一件难事。

　　知识产权和民族品牌有待重视

　　周松年认为，人们应以成熟和平衡的眼光去看待这三十年的成就，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说，中国长久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压，长期以来缺乏自信心，崇洋媚外和过于自满，两者都不够健康。

　　他说，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非常雄厚，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公司运作等方面的差距还很远，因为这些是反映国家生机的重要指标。他说，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面临瓶颈发展期。

　　周松年说，中国拥有知识产权的大型公司和产品屈指可数，在全世界财富创造的产业链中，中国仍然是一个大的加工厂。制造大国亟须向品牌大国转变。

　　汪伟明在谈话中，不断强调“民族品牌”这个词。他说，现在中国的轿车遍地，日本、韩国和欧洲车充斥市场，虽然有一些民族品牌的汽车，但主导市场的还是外国车的品牌。中国在汽车工业特别是轿车产品上，自主品牌上的发展比较差。到目前为止，尽管也有不少研发，但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占据市场的品牌产品。

　　他发现，西方国家对中国一些尖端科技的封锁和排斥，反而促成中国在那些领域的发展。他说，如果国家从产业的政策上进行特别倾斜调整，注重自己的品牌，情况将会有大的改观。(捷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