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和喀麦隆西南大区工业局矿业处的贝孔处长及女儿安妮坐在一个车子里，一起从首都雅温得到西北大区首府巴门达，我便利用这500多公里的行程教安妮汉语。安妮在雅温得大学读法律，恐怕是我弟子中最聪明的一个了，她在6个小时的行程里，学会了汉语一到一百的数字和十几个汉字，还学会了用汉语唱《生日快乐》。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给我听，兴奋地说：“原来汉语既有趣又好学，等你过生日，我给你打电话，用汉语唱《生日快乐》。”

　　在喀麦隆外交学院，我遇见一个穿着中国民族服装的女生，她是学国际关系史的研究生，很喜欢中国文化，也很想学汉语，说是汉语可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将来能找份薪水高的工作。于是，我也收下了这个黑妹徒弟。

　　这是我教老外学汉语的几件事。还有一次，我竟逼着老外讲汉语。那是我在和喀麦隆阿尔法保险公司谈一份很大的保险合同，这次我耀武扬威了一把。过去和老外打交道，我总要讲他们的语言，感到自己是奴隶，失去了尊严，这次我可要“大拿”一把了。于是，我假装不懂法语，要这家保险公司派个懂汉语的人来。这家保险公司真不含糊，第二天就从杜阿拉的一家翻译公司请了个翻译来。翻译虽然汉语比较生硬，但交流也没问题，于是，在翻译的“协助”下，我和他们谈判合同条款，最后签订了保险合同。这时的我才气吐眉扬，感到自己是一个大国公民。

　　我在喀麦隆有个叫桑巴的同事，他儿子在喀麦隆西南大区首府布埃亚大学读法律，他想让儿子到中国读书。我说，要想到中国读书，必须先学会汉语，参加HSK考试，通过了这个考试才有到中国读书的可能。他疑惑地问，难道中国大学不用英语、法语授课？我回他说，我们中国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我们为什么要用英语和法语教学？你们喀麦隆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才用外语作官方语言，才用法语英语上课。这话好像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急忙从包里掏出一本很厚的书，面红耳赤地对我说：“谁说我们没文字，这本圣经就是用我们部落的布鲁(Bulu)语印刷的。”

　　那些文明进化慢的民族为自己没有拿得出手的语言而自卑，可我们这个至少使用了3000年方块字的民族，却总有人认为汉语太丑陋，不如拼音文字科学，甚至一些教育部门的官员，在教学中极力推崇英语，忽视汉语教学，使国人使用汉语的能力每况愈下。

　　语言是民族的命脉，是民族的凝聚力，是民族独立的象征。语言文化的失误比经济失误更严重。经济失误了，我们可以花几年，把损失补回来；语言文化失误了，那整个民族就有消亡的危险。历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吉普赛民族亡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保留住自己的语言。再看看犹太人，他们被罗马人赶出家园流离失所1800多年，最后还是复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犹太人一直捍卫着自己的语言。

　　如果说祖国是母亲，那语言就是母亲的乳汁。一个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身居何职，都不要忘记是汉语哺育了我们。反正我是这么想的：离祖国越远，越渴望讲汉语，这种渴望就像拔起的树根对土壤的渴望那样。(刘植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