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个人信息终于有了法律“防弹衣”。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专门增加规定，明确提出要追究泄露、窃取、收买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

　　谈起个人信息泄露，我们总是愤慨地指责那些骚扰者，但是对于始作俑者总有一种无力感。

　　正如今年“3·１5”，央视捅破了手机用户信息的“分众门”，大家可以对具体企业口诛笔伐，但是对幕后的关联单位却是无能为力。尽管仍在修订过程中，希望刑法修正案的新章节在正式实施后能改变这种无奈。有关条款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收买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意味着，法律的“紧箍咒”瞄准的是靠个人信息非法获利的整个链条，那些总是归结于管理疏忽的“衙门”或者“准衙门”再也没了免责的“借口”。

　　这应该只是一个开始。饱受困扰的民众期待能够完成一次破题，不仅仅由此彰显法律的威严，更重要的是能够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谈起个人信息泄露，法律界人士一直建议在立法上解决权益补偿问题。对于这一点，刑法修正案并没有作出完整的回答。媒体评论一直呼吁“像保护私人财产一样保护个人信息”，我们需要立法层面确凿无误地认定：个人信息就是私人财产。

　　解决个人信息的困境，刑法修正案列明刑事责任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仍被寄予无限厚望。然而，自从2005年传出起草消息后，这部法规再也听不到实质性的进展。保护个人信息，其实涉及的现有法规规章并不在少数，然而这些条文承认个人信息的不受侵犯是每个人的权利，但都缺少后续的补充条文，承受侵犯的公众对于非财产损失得不到实质性的赔偿。因此，对于起草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的隐私权，明确个人信息的财产权，这些都是关注的重点。

　　将个人信息明确为私人财产，那些无所顾忌的骚扰必须开始考虑“违法成本”，这等于在个人信息利益链的终端设下了“警示牌”。要赔什么？不就是打了几个电话吗？这些是损失吗？即使不小心现出原形，现行偏重“刑事处罚”和“行政管理”的办法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威慑力。在法律人士的意见里，个人信息保护应当强化“民事归责”，几个电话的骚扰同样意味着个人财产的损失，每一个受害者都有权要求实质性的补偿。

　　将个人信息明确视为私人财产，那些对此毫不重视的企业必须开始考虑“行业自律”。无论是电信还是中介，个人信息搜集是必要的经营行为，但是不难看出相关的条款仅仅强调保密义务，并没有规定违背的后果。从已知的泄露事件来看，疏于防范者有之，刻意牟利者有之，但归根到底只有一条，那就是泄露并没有相应的硬制约。因此，国外银行因为信用卡用户资料外泄而一再公开道歉，国内的诸多大小企业根本都不把泄露和滥用个人信息当一回事。眼下，刑法修正案增添了一道刑事责任“紧箍咒”；随着个人信息立法逐步定义为私人财产，企业还将面临一道威力尚未显现的民事责任“紧箍咒”。

　　将个人信息明确视为私人财产，对于政府部门的个人信息管理也是一次促进。作为公民个人资料信息最大的控制人，诸多政府职能部门都表明公众有提供个人信息的义务，但是很多时候却忽视了保密义务，比如采集的公民个人信息未经本人许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刑法修正案虽然堵住了“监守自盗”的漏洞，仍然需要进一步细化，而确定了个人信息的财产性质，受害人无处寻求补偿的窘境肯定会有所改变，这能够倒逼出行业自律，同样也能倒逼出行政自律。(钱飞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