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管谁来计数

　　另一个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全国有那么多家电台、电视台，需要一个多么庞大的监督系统才能给予监督？而距《付酬办法》正式实施只有近40天的时间，这个任务艰巨的监督环节还尚未明确。

　　同时，电台、电视台播放的音乐也很难计算。如何计算每首歌每天播放了多少次？播出了多少时间？播放时间的比例怎么计算？版权费属于哪位音乐人？如果这项庞大的工作交由电台、电视台自行完成，如何确保其真实性？如果由专门组织或机构进行统计，这个组织或机构又将何时、如何建立？据了解，在许多国家对此建有完备的数据库，用来统计音乐的使用状况，按照阶段给予结算，但数据库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和技术支持，谁来建立和管理数据库也是个未解决的问题。太合麦田副总张璐告诉记者，整个收费体系目前还没有确定，特别是起到中间人作用的“管理相关权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究竟由谁来担任，还需要行业协商。如何杜绝瞒报也是一个问题，举例说，此前规定卡拉OK用歌要支付版权费，但太合麦田去年只收到数千元费用，他们对此表示怀疑，希望协商一个双方认可的比例，但没有下文。

　　此外，杨方也表示：“中国这么多人，如果作者想依靠个人行为去拿到音乐版权费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只有依靠相关机构的帮助。这几年我们或多或少都收到过一些版权费，但是现在的版权费是由相关协会统一收取，他们收取高金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至于分成比例我们就更摸不着边了。每年我们从协会得到版权费跟‘机械式’分配一样，就那么200-300元，这也就不得不让我质疑音乐版权收费分配的透明度。另外，作为音乐原创作者不应再被市场边缘化。在国外，每个音乐创作者都具有‘查账’的权利，作者可以任意查看监督机制收取的费用及歌曲的使用信息，只有当制作人‘查完账’、签字确定无误的时候，制作人才能同意选择收取音乐版权收费。在中国，制作人往往没有这种‘知情权’而导致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受到损害。”

　　业内的一致看法是，《付酬办法》的具体推行还将碰到一些实际问题，这需要时间来确定落实，而这一过程还颇为漫长。

　　新法仍只触及

　　音乐产业“皮毛”

　　记者从北京多家唱片公司了解到，《付酬办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但就产业而言，尚待解决的事情还有很多。

　　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唱片公司负责人表示，中国音乐产业中涵盖的各项权益相对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权益是著作权、录音制作权、表演权。“这三项权益在我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这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表示，我国音乐产业陷入低谷不光是因为著作权人的权益难得保障，更多的是唱片公司很难从CD和数字音乐中赚到钱。“《付酬办法》中并没有提及录音制作权和表演权，这是作为唱片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他认为，著作权人作为产业的源头应当得到关注，但是作为音乐的投资商与包装商以及表演者的权益难道就应当埋没到著作权的背后吗？唱片公司制作营销一张唱片的价格在60万元以上，但这种高投入却很难换回直接的经济利益。从音乐赚不到钱，公司只能做艺人包装。

　　正如困扰这位唱片公司负责人一样，绝大多数的唱片公司已经不依靠音乐作为自己的盈利模式。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付酬办法》的颁布，只是解决了一部分产业中的矛盾，而非解决产业问题的关键。下一步需要解决的就是录音制作权、表演权以及网上音乐下载免费的一系列更深的产业问题。

　　“版权费在中国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音著协法律部主任刘平直言，在国外广播电视台支付的广播权费用是广大音乐著作权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因为他们对版权收费有着成熟的理念和完善的监督、惩罚机制。我国法律虽早就规定了广播权，但是费用收取至今为零，这就说明我们对版权的重视程度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刘平解读《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时说道：“政府不光要在知识产权上提高重视，在盗版、网络下载以及非法‘艺术’的层面上也要提高重视程度。中国音乐市场中，音乐版权收费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但并不是影响音乐市场的罪魁祸首。政府所重视的不能仅仅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