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郭台铭家的“比较优势”，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的确，相较于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凸显的劳资矛盾，富士康的“跳楼门”不过是一个极端化的缩影，若大而化之，便只见黑色，不见幽默。

　　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劳动力价格被就业压力不断压低，劳动力话语权被资方持续无视，当我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分得一杯羹之时，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却只能“望梅止渴”。

　　本来，用《劳动合同法》来平衡早已失衡的劳资双方，却发现，“企业管理者应对新劳动合同法策略”的培训班应声落地；“如何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续签”、“辞退未违纪员工的技巧”成了授课卖点，劳资关系变得尴尬而悲怆——刚进城的年轻人捧着全英文的合同书抓耳挠腮——企业与打工者的博弈不断上演。

　　对一个40万人的企业来说，自上而下的严格管理制度本无可厚非，真正需要反思的恰恰是自下而上的权利诉求能否得到起码的尊重。

　　记得国内媒体曾援引外媒消息：富士康墨西哥工厂的工人，由于不满强迫无偿加班曾放火将仓库烧为废墟。

　　争取权利，“文”是上策，“武”是下策，然而对于中国工人，一不能文，二不能武，等待他们的，往往只剩下束手无策。

　　不过，纵有千般道理，对于企业这种机器，成本与收益是唯一的分析路径，道德上的声讨只适合锦上添花。

　　对富士康而言，外有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之忧，内有产业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患；前有郭台铭年增长三成的“军令如山”，后有比亚迪的王传福不断蚕食市场份额的“穷追猛打”；四面楚歌之下，面对弱势的劳工，管理投入的缺位似乎顺理成章。

　　若再次隐去富士康三字，这份外忧内患依旧可以套用到几乎任何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只小麻雀身上的毒瘤，恐怕亦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顽疾。

　　重症需猛药。

　　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0%以上，然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描绘出一幅独一无二的人口结构变化曲线，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红利”总量将步入下行通道，随着富余劳动力的减少，几乎可以预见劳动力工资将由平缓上升完成向陡峭上升的转变。

　　相比于利用“用工荒”倒逼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更期待“用工荒”可以倒逼强势的企业让渡话语权，将欠下的与应给的一并奉还。

　　至少，在声称改善“企业文化”之时，可以多想想“人”，少想想“人力”，多想想“尊严”，少想想“成本”。

　　毕竟，人的尊严远比人力成本听起来更像话一点。（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