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人对抗生素的使用过分积极，但对研发则投入不足——四川抗生素工业研究所面临的窘境，正是整个抗生素工业研发领域的缩影

　　本刊记者/严冬雪 文/李赫然

　　一场角逐正在进行——一方是抗药性越来越强的病菌，另一方则是抗菌素工业研究者。

　　“全国的抗生素研发大部分源自国家级研究所里，我们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搭了班子、1965年从上海内迁到成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下称“川抗”)所长易八贤说。

　　这家拥有400多名员工的机构改制前直属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近50年的历史中，开发出挽救了众多人生命的利福喷丁、庆大霉素(为了庆祝中共“九大”得名)、正定霉素(在河北省正定县找到的菌种)，以及丁胺卡那霉素、头孢氨噻肟、环孢菌素和万乃洛韦等在内的70多个重要医药品种。1990年前，有影响的抗生素大都出自川抗。

　　“它也是国内唯一‘坚持’下来的抗生素工业研究所。”易八贤说。

　　之所以用“坚持”，是因为超级细菌的飞速出现，使得研发机构越发难以招架。在抗生素研究领域，一二十年的累计投入是无法计算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家投入，纳入每年的财政预算。对川抗而言，每年至少有一千万资金、三四百人力投入，一种新药的周期最少也得十几年。与此对应的是，由于抗生素的中国式滥用使得一种耐药菌的产生，只需要一两年，甚至几个月。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国内而言，抗生素生产面临着“短平快”的低水平仿制窘境。易八贤告诉记者，药监局将抗生素列为高危品种，因为在仿制中，各厂家都追求快速收益，在技术和深度上面，工业的基础没做扎实。

　　与研制抗生素的十几年投入相比，仿制药品的时间周期短，最多三年。“但是仿制药品就像做出一个低档轿车，能达到人家奔驰的性能吗？”易八贤这样比喻，“现状上，国内抗生素的现状就像我们的环境一样——脏、乱、差，水平参差不齐，价格体系也很乱。新的产品要价就高，为了赚钱。”

　　由于这一追求“短平快”现状，中国的抗生素工业产品与印度都差距甚远。“我们只能做粗原料出口给人家，然后由印度制成药品。”易八贤说。目前，中国出口的抗生素都是以原料出口的，不是医药品出口的。

　　业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由于国家医药规划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抗生素紧缺，国家集中了有限的资源来搞抗生素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近年则对抗生素的投入非常少。战略上，国家医药到202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里，都没有将抗生素研究作为重点。

　　易八贤对此规划也很理解，“这些药从经济上肯定是不合算的，但是我们(国属机构)不做这些事情谁做呢？”因此，唯有“坚持”。

　　作为中国最大的抗生素菌种保藏地点，川抗担负着保管几十万种菌种的任务，新药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停。由于耐药菌的飞速出现，在收益缓慢甚至零收益的紧逼下，川抗这样一棵国内的独苗苗，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困境。

　　“我们现在就是没钱。”易八贤说。川抗的菌种库里，菌种都已采集完毕，但是没有资金供人筛选。研发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几千万到上亿美金、几百个高级科技人员，而筛选的时间周期快慢则依赖运气的好坏了。“少则8～10年，多则几十年，才可能搞出一个药，还不一定能真正上市；即使上市，也可能1～2年就耐药了”。

　　但易八贤始终觉得，有这么多好东西都放在库里，就像一个庞大的未知宝藏，“我估计还能筛出不少好东西来”。

　　对于川抗这样的国属科研院所，国家每年拨款700万元。但这一拨款，全部用于离退休职工的工资、保险、医疗费，尚有缺口两三千万。“于是，所里靠做一些标准、卖‘青苗’、给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来创收，填补每年上千万的缺口。”

　　2000年，川抗转给哈药集团头孢噻肟，转给浙江海正药业表阿霉素(是用于抗肿瘤的)。这两项转让的技术收入仅一两百万，“但是制药厂的受益则肯定上亿。”易八贤说。

　　“国内抗生素工业化的研究所本来就不多，现在还被边缘化。”易八贤说。除了这家国内唯一的国家级抗生素工业研究所，省级的抗生素研究所也仅剩下“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行内人仍习惯称它作“福抗”。但与国内绝大部分抗生素研究所一样，“福抗”已经不再以抗生素为唯一研究对象，并将名字改为了更为宽泛的“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唯一保留着“抗菌素研究所”名称的川抗，对抗生素的研究也仅占工作比例的60%。

　　易八贤跟发改委、国家医药总局呼吁：抗生素领域，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从基础上一点一滴做起，国家要引导科研单位、工厂做这个事情；第二要全面提高抗生素质量，对上市产品进行再评价，不能追求短平快，要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至少要把仿制标准达到其他国家原产地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