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新建111个服务站仅44个在运行；业内人士建议加强全科医生培训解决人才瓶颈

　　近日，北京市人大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北京医疗资源丰富，但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区，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不但在服务上与市区存在差异，同时在人员配备上存在不足。以通州为例，2008年新建的11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因缺少医务人员只有44个在运行，多数还只配了一名医务人员。

　　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探访。面对困局，政府部门、三级医院、医药卫生专家，正在探索一场脱困之路。　

　　11月23日，北京天气阴冷，位于通州腹地的谢家楼村，更是要比市区低上几度。

　　刘大妈在一片社区健身器材上活动腰身，“小伙子，别看了，那里都空了一年啦。”她对着记者喊道。

　　这座刘大妈说的“空屋”，就是谢家楼村唯一的一幢“社区卫生服务站”。

　　20亿的卫生配置

　　谢家楼村村主任王文才刚刚浇地回来，捂得严严实实，坐在一条铁质长凳上，点起一支烟。离村委会办公室20米远，就是挂着牌子却闲置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站紧邻着乡村公路，大门紧锁，服务站旁堆着砖块儿，还有村民在翻扫晒在地上的玉米粒。

　　透过一排落满灰尘和雨点污渍的玻璃窗，里面已经挂上了康复室、诊疗室、输液室、药房、检查室的牌子。屋内灰尘满地，一双烂布鞋被盖在灰尘里。最内侧的一扇窗子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开，黑色的絮状物如雪花般簌簌地落到窗台上。

　　“去年奥运会前盖好的吧。”王文才深吸了口烟说：“一直没来医生。”

　　据新华社报道，2007年8月6日，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的梁万年说，北京市首先按照城镇、远郊平原和山区居民分别出行15分钟、20分钟、30分钟可到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标准，规划设置了36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室，而中心对站、室实行一体化管理。

　　而当时的目标是，2008年6月底前，市、区县两级政府计划投入20亿元，完成所有这些机构的标准化建设和基本设备配置。

　　谢家楼村社区卫生站的预算是16万元，也是为了让村民可以在20分钟以内看上病而建设。

　　刘大妈来自邻村太子府，“跟这个一样一样的，”刘大妈说：“我们村的(卫生站)也没有开。”

　　“邻近的马坊、七级村的卫生站，哪个也没开呢！”王文才说。

　　乡村医生的算盘

　　谢家楼村600多户村民，平时看病，都找被称作“大队医”的乡村医生。

　　从1965年学医至今，“大队医”张振山经营的卫生室，在谢家楼村已经44年。

　　卫生室距离闲置的卫生站不到一公里，连六七岁的孩子，都能指出具体的位置。张振山说，方圆10里地的人，都找他看病。

　　卫生室就在张振山家的院子里，这座2007年翻建的院子花去了十几万，张振山专门拿出了一排房子，建设了卫生室。“十几万都是儿女赚的钱，我每个月看病也就够1000多块钱生活费，挣不了这么多。”

　　除了问诊赚的钱，到了年底，政府部门还会给已经考试合格的正规乡医，每人每月800元的补贴。

　　卫生室有40多平米，铺着白白的瓷砖，暖气烧得热热乎乎。正对着大门的是问诊台，左右两边的屋子分别是诊疗室和药房。张振山把卫生局颁发的证照和一面锦旗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张振山很自豪，一是干了44年的乡村医生，没有出过事故；另一个就是他的卫生室，因为环境好，区里经常带外地卫生局来参观学习。

　　张振山有自己的问诊规则，看不了的病一定要转诊。比如现在，感冒能看，但是发热病人都转诊到潞河医院。

　　距离谢家楼村最近的医院有3公里的路程，骑自行车也得20多分钟，刘大妈说，平时量量血压可以去找“大队医”，自己腰椎的毛病，还得儿子开车去协和医院。

　　快建好卫生站的时候，卫生院领导给张振山打电话商量，一年补助一万元，让他带着自家的药搬到卫生室工作，一天24小时问诊。但是水、电、暖气费要自掏腰包。

　　张振山说：“打住，这个我不去！”

　　“我在家也是24小时接诊，有急诊我就出，可没事儿的时候，还能干点儿家里的活儿。”张振山说：“我的卫生室每年有卫生局验收，又不是不合格？”他声音大了起来，“你设身处地想想，每年的水电费，这1万块钱就得全进去。”

　　“乡医进站”被否

　　让乡医进驻社区卫生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通州区卫生部门的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区里开过多次会议，研究如何让闲置的农村卫生站“活”起来。其中就有人提出了吸纳乡村医生入站的建议。

　　按规定，社区卫生站应该有一名全科医生，一名护士还有工作人员，至少3人。

　　虽然乡村医生可以被认为是大的基层医疗卫生的正规队伍，但是水平良莠不齐。“我这个卫生室在镇里不敢说第一也是第二”，张振山说，一些乡医在家里卖熟肉，根本不接诊，怎么为村民看病呢？还能拿到国家的补助。

　　从职责上说，乡医的卫生室主要是诊治疾病，但是社区卫生站的职责则包括了预防、治疗、健康教育、康复、保健，还有计划生育，乡医进驻卫生站能否完成新增加的任务？在诊疗上，乡医万一出了事故，卫生局是否有连带的责任？这些问题都让卫生部门担忧。

　　对“乡医进站”的另一个担心是，老百姓可能会认为是“挂羊头卖狗肉”———刚建设的社区卫生站，村民去了，却看到邻村的乡村医生坐诊，是不是会影响到村民对社区卫生站的信任？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卫生部门有关人士坦言，目前没有文件说可以聘请乡医来进入社区卫生站，“所以我们不敢”。

　　一些乡医也不愿意到社区卫生站工作。毕竟自家开卫生室，可以赚钱，进了站，受管制太多。

　　对乡医能否进驻卫生站的态度，村民也有不同的意见。刘大妈就指着闲置的卫生站说：“我想将来就得让‘大队医’都搬进去。”

　　可是年轻一些的村民则认为，既然盖了社区卫生站，那应该派驻更好的医生来为村民治病。

　　乡医进站的建议，最终被否定。

　　卫生站人才窘境

　　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胡大一医师，用“尴尬”一词定义目前农村乡村卫生站面临的窘境。

　　他说，医学院现在每年毕业这么多学生，能挤进大医院就挤大医院，现在连县医院都要走后门，“再往下走，就没有人愿意去。”

　　宋大姐在乡镇卫生中心工作，也曾被派驻到社区卫生站。当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卫生中心只有20多个人，除了本中心的医疗工作，还要对口负责两个社区卫生站。“去哪里都是领导指派，无非多给一点点奖金。”

　　“在站里，我们都是一个人24小时，如果晚上没急诊，可以休息。再接着一个8小时的白班。”宋大姐说，“现在虽然中心有50多人，但是相应职责增多了，依然面临缺人手的问题。”

　　目前，仅以通州区为例，医疗人才依然缺乏。一位卫生行政部门的内部人士说，目前的管理体制，禁锢了人才的建设。即使有毕业生愿意来，卫生部门也不敢直接将他们安排在社区卫生站工作，社区卫生站需要有经验的全科医生。

　　“小师傅”与“大师傅”

　　缺少全科医生的问题，在北京市周边城乡接合的区县同样存在。

　　通州区也在探索解决之路。比如有40多所卫生站实行半天诊疗的制度。一个医生对应两到三个卫生站，提前告诉居民坐诊时间，有一些慢性病人可以到此时再来就诊，而急症患者直接去大医院治疗。

　　此外，通州区还准备调动二级医院的医护力量，来充实农村的卫生服务。

　　但是，要根本解决社区卫生站人才紧缺的尴尬并非易事。

　　胡大一认为，首先国家要建立起引导机制，“到了基层，如果工资没有保障，就不要再谈继续发展，政府必须出台政策，要全科医生能下得去，还能留得住，否则盖多少卫生站都没有用。”

　　在国外也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胡大一说：“比如日本规定，医生必须在社区服务三年，才能到大医院工作。”

　　也有人提出三级医院医生支援社区卫生站，但是受到了三级医院管理人员和医生的反对。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刘帆连用两个“浪费”来形容这一建议。

　　虽然目前卫生部门有规定，三级医院的医生要下社区卫生站坐诊半个月才能评职称，但是刘帆认为，需要树立起大医院负责疑难急重症，社区卫生站进行基本医疗服务的分层概念。“小师傅修不了的东西，才会交给老师傅修。老师傅去修理小师傅的东西，那是浪费。”

　　不过刘帆和胡大一都表示，三级医院应该担负起更多对社区全科医生培训的责任，并配合社区卫生站做好医疗转诊工作。“提高全科医生的水平，才是改变我们医疗架构倒三角体系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眼下，谢家楼村的卫生服务站要空置多久，仍是未知数。村主任王文才捻灭烟蒂，看着空荡荡的卫生站，“什么时候开也不指望，有个小病，还是去找‘大队医’吧。”(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