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割肾救女的辽宁鞍山退休女工那雪莲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效果不错，比较成功。”医生的话让一直在门口等候的孩子父亲刘绍清松了口气，“看到妻子的状态心里很难受，只要能够让孩子好起来，做父母的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短暂的欣喜过后，高昂的手术费以及术后费用依然令他忧心忡忡：“刘玉娇前期的治疗费用已经花去了15万元，每星期做三四次的透析，每月就得花6000多元。而这次手术的费用大概在10万元左右，也是全家人东拼西凑来的，手术成功后，每个月的维护费用也在1万元左右，而孩子得不到任何保险理赔。”这些都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治病，成了全家人生存下去的希望”

　　今年46岁的那雪莲是鞍山一家集体企业退休职工。2008年11月，那雪莲在电话中得知在沈阳上学的女儿刘玉娇患了感冒。然而，当她赶到沈阳时却发现，才一个多月没见的女儿瘦了许多。

　　那雪莲将女儿领到沈阳市东陵区医院。检查发现，刘玉娇心脏增大、严重贫血，随时都有休克危险。随后，刘玉娇被转往沈阳军区总医院，经过专家多次会诊确定，刘玉娇患的是肾功能衰竭，俗称“尿毒症”。很难相信孩子这么小就得了绝症的那雪莲带着女儿去医院进行了多次检查，然而检查结果却令她们痛不欲生。刘玉娇70多岁的爷爷知道后突发脑出血，经抢救后成了植物人。

　　“只要能把孩子的病治好，哪怕是倾家荡产，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父亲刘绍清告诉记者，肾脏移植手术后，需要20天住院疗程，为孩子治病成了全家人生存下去的希望。

　　为了应对排异反应以及治疗后期每周一次的医院调药，他们全家留在北京，租住在北京一个地下室，全部家具只有一张单人床；生活费上一家人也是能省就省，往往一家五口人一顿饭只花10元左右，一人一个馒头，全家人一碟咸菜。

　　母亲暴走赢得女儿重生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肾源，那雪莲曾一度绝望。然而在医治期间，她得知如果靠社会捐肾源，往往要等几个月甚至一年，且手术费用得40多万元。而母女之间捐肾成功率非常大，并且手术费用减半。看着女儿日益消瘦的脸庞，那雪莲下定决心，一定要救女儿的命——“把自己的肾给女儿，让她活下去”。

　　2009年5月20日，医生为她做了身体检查，医生认为除了有点脂肪肝外，各项指标符合手术要求。“觉得身体太胖会影响手术的质量。”刘绍清告诉记者，从那时起，妻子就为她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救女计划”：每天“暴走”5公里、每天兼做3份家政服务筹集手术费和节食“减肥”。

　　为了消耗体力达到目标，那雪莲在清晨或天黑时选择在坡路暴走，打工饿了也经常是以水充饥，脚上的水泡起了一层又一层，手上也长满了老茧。终于，经过半年，她的腰围一缩再缩，体重从68公斤减到60公斤。经医生检查，她的脂肪肝没有了，各项身体指标也符合移植的要求。

　　2009年12月21日，那雪莲和女儿刘玉娇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效果很好，肾功能完全平稳，但是还需观察两周。”主治医生唐雅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手术取得成功后，要防止发生排斥反应，及时治疗感染，同时还要注意饮食、休息和治疗。

　　能否让妈妈们不再为了孩子“暴走”

　　那雪莲坚持暴走、打工，割肾救女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很多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目前已筹得捐款近10万元，她所在社区还为她办理了低保。

　　“那雪莲坚持暴走拯救女儿的行为很感人，但是也发人深思。”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思宁表示，社会的援助和关怀并不能覆盖所有的病患群体，还有很多因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而耽误治疗的悲剧正在上演。暴走妈妈的行为，对社会保障制度也提出了考问。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困难群体，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让更多的普通人也能够应对重大疾病的打击。

　　张思宁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器官移植国，现每年器官移植的病例有1.1万多例。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符合伦理学的器官移植捐献体系和移植器官资源库，通过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避免更多的妈妈为了孩子而“暴走”是十分必要的。 (王晨 宋广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