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日，陕西神木县率先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制度设计者的思路很明显：用最大认同、最可操作的方式推进医改，让人人享有福利性质的公平、统一的医疗服务。然而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却非一个免费可以跨越的，这种粗放型大跃进式的医改已经显示出了它的弊端。

　　免费医疗政策打开了无止境的需求闸门。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不支付或者极低支付就获得消费的权利，造成了突如其来的庞大求医潮。大量的求医者涌入县级定点医院，医院病床爆满，拥挤不堪，不仅医疗体系疲惫不堪，对病人治病就医也造成了新的障碍和困难。

　　预算约束是确保地方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种类、数量、资金需求(地方财政支出)及资金筹措方式(征税、收费、举债)等方面都要做出详尽的安排。神木县财政能否支撑如此巨大的费用，着实堪忧，一旦入不敷出，或许最终政府会陷入两难境地。

　　且不说神木的免费医疗并非全部意义上的免费，就在他们目前的体制下，由于缺乏配套措施的保障，医院对病人医疗需求缺乏系统性的甄别，医疗效率低下，造成了新的就医难。部分人过度占用资源受惠，另一些人无法使用资源而受损。全民免费貌似一种绝对公平的制度，但实际上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早在2006年，当时的卫生部长高强在评价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时曾经说过，印度这个免费医疗制度是低水平的，治疗手段简陋，药品廉价。他认为，从中国的情况看，再建一个全民免费的医疗制度是很难的。“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但是建高水平的，无论如何做不起来。”

　　重大政策出台的时候，除了理想主义的动机，决策部门需要更多现实的思索和科学的考量。一套完善的医疗体系或者任何社会服务体系，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成熟机制。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才是百姓的幸之所托、福之所倚。 (本报特约评论员白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