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按照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那么，鼓励“合法二胎”能成为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吗？

　　人口老龄化的实质，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以至于超过了一定限度。例如，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因此，要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生育率，增加新生人口。然而，我国当前人口总量仍然庞大，维持低生育率是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主要目标，现阶段要提高生育率，必须谨慎行事。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妻生“二胎”，是在符合国家人口宏观政策基础上，改善上海市户籍人口深度老龄化的一项应对举措。

　　上海市合法的“二胎”生育条件，城市中有9种，农村里有12种。这看似放宽了生育条件，实则不然。有关条件实际上非常严格。当前，在处于育龄期的家庭中，能够达到这些条件的家庭数量就较为有限。再加上世易时移，在面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成本、工作就业压力、子女养育成本，强调实现自我价值人生观等的影响下，如今城市年轻人生育子女的动机已经不再是“养儿防老”，不少人不再视“无后为不孝”，也不再视“传宗接代”为人生责任。生育观念的重大变化，使合法生育“二胎”政策的效果打了折扣。

　　上海市年轻人生育意愿系列调查结果显示，1983年被调查者的生育意愿为2.04个孩子，1992年为1.63个孩子，1994年为1.52个孩子，1998年为1.42个孩子，2003年为1.10个孩子。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明显下降，再加上人口性别比失衡，这使未来的城市生育率很可能持续走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上海市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64，上海市的生育率已经达到了较低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所有符合现行“二胎”生育条件的家庭都能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其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力度也是微弱的，且要在20年至30年后才能见效。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双独”家庭(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数量可能会逐渐增多，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未来能否形成积极的生育观及生育意愿，并不容乐观。

　　199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1.57，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强烈震荡。日本政府开始制定新人口政策，陆续出台了“育儿减税”方案、职业妇女育儿“留职有薪”方案、降低人工流产水平等直接和间接人口政策，从多方面鼓励生育。然而，结果收效甚微。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2007年降为1.33。

　　德国在1970年进入人口更替水平，1975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48，出现人口负增长。政府也开始采取各种直接或间接鼓励生育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效果也并不显著，2005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30，新生婴儿数量大量减少。2006年9月，德国政府出台了鼓励双职工夫妇多生育的更加优厚的政策，但是生育率的提高依然艰难。

　　日本和德国的实践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此外，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人的生育观也会发生变化。而新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一旦形成，在短期内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我国的人口情况与上述国家有所不同，但人们生育观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是顺应历史规律的。因此，必须重视生育观变化对人口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上海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世界人口老龄化最高的国家水平。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采取全方位的策略：

　　首先，鼓励符合有关条件的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提高生育率，增加新生人口，这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方法。人们或许担心，一旦鼓励合法生育“二胎”，会不会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出现人口反弹。其实，这样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在生育观念发生大的变革之后，人们的生育行为将有较长时间的惯性，生育率不会在短期内飙升。

　　其次，要树立良好的生育观念，加强和鼓励有关“二胎”政策的宣传与落实，建立配套的政策保障体系，这是应对老龄化问题不容忽视的手段。要提倡每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鼓励符合相关条件的家庭养育第二个孩子，消除对出生婴儿的性别偏见，倡导养育子女是一项社会责任，减少都市中“丁克”家庭的比例。同时，为了促进城市年轻夫妇适时生育，可以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如育儿津贴、幼儿入园补助政策等，减少其养育子女的负担和压力。

　　再次，健全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确保所有老年人安全养老，是现代社会化解老龄化风险的有效手段。改善人口结构，是一个持久而漫长的过程。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健全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保障的覆盖范围，确保老年人享有基本的养老金保障，并享有必要的生活照料、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服务。（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杨翠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