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北京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表示，将通过法规形式对“医闹”情况进行明确，借助公安力量对其进行有效管制。把卫生局、公安局、司法局、保监会和医疗责任险等“角色”联合起来，逐渐把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的调解、鉴定和赔偿标准统一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患矛盾几乎在所难免。但是当医患矛盾演化为暴力事件时，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对于那些通过暴力或极端的行为，从医疗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的群体而言，理应依法打击。各地竞相出台相关惩治措施的用意，正在于此。

　　寻衅滋事的职业医闹理应受到打击，而患者家属的心情却并非不能理解。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患者及其家属来说，医学领域是一个绝对的盲区，如果他们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谁也无法阻止他们产生猜疑。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希望假借医闹之手来求证猜疑、捍卫权益。

　　医闹的产生基于医患双方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则是因为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前卫生部部长高强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医患关系来说，主导方面还是医务人员。”要想赢得患者的信任，医院有必要让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了解医生的诊疗方案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说白了，就是要便于患者全方位监督整个诊疗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那些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不信任。

　　医患纠纷中，某些患者家属之所以不愿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更多地还是出于一种不信任。医患纠纷不仅十分复杂，也相当专业，而医疗事故的鉴定处理又基本都由医疗卫生部门主导。因此，患者家属经常会对其鉴定处理结果表示怀疑。有鉴于此，有必要改革和完善医患纠纷的评判与处理机制，借助于相对中立的第三方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决，而不能任由医疗机构面对医患纠纷“自己给自己把脉”。

　　“医闹”的猖獗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正常法律渠道的受阻———比较起复杂的医疗诉讼程序以及漫长的维权之路来说，假手“医闹”来解决问题无疑是一种“捷径”。因此，面对愈演愈烈的“医闹”现象，有关部门更应该减少医疗诉讼环节、降低诉讼成本，从而保障患者的权益真正得以实现。如果不能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使医患双方能够平等地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纵使加大对医闹的打击力度，也难保其不会改头换面以其他形式出现。

　　显而易见，只有真正保护起患者的正当利益以及确保其维权渠道的畅通，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医闹得以滋生的土壤。也只有在辨明了唯利是图的“职业医闹”与普通患者的一时激愤之后，才能方便有关执法部门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赵志疆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