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重症女婴被父亲放弃治疗”的新闻又有了最新进展。4名北京志愿者前往重症女婴所在医院将女婴强行带到北京救治。女婴父亲跟随天津警方来京和志愿者“谈判”，经协商，女婴父亲同意由志愿者照顾女儿一周。(《新京报》2月7日)

　　该事件在曝光初始，媒体呈现给公众的标题是“网友激辩”。一边是一个没有生命质量的初生婴儿，一边是生命放弃的决定，此种情形无论如何进退都会引起争辩。好在网站同步进行的一项调查呈现出了较为明晰的声音：83.3%的受访者表示理解女婴父亲及其亲人的选择，只有10.2%的受访者表示“女婴父亲没有权利决定孩子的生死”。

　　过分苛责重症女婴父亲的选择的确有些说不过去，该女婴在出生时就发现患有肛门闭锁、多发瘘、肾积水、心脏卵孔未闭等先天缺陷，在医院里接受了13天的治疗仍未有好转迹象。孩子父亲之所以放弃救治是不想让孩子承受太多的痛苦，一来治愈的希望不大，二来治疗之后宝宝将来在生活上也会有很多不便，问题可能会困扰宝宝一辈子。正因为有这些现实的困境，更多围观者倾向于孩子父亲做出的放弃决定，而志愿者们奋不顾身抢救婴儿的行动，则受到了“这是不切实际的伪善”的批评。

　　批评志愿者们“伪善”也许不厚道，但在抢救重症女婴这件事情上，志愿者们的爱心哲学确应有所反思。好心没能迎来好评价，争议的关键在于，当生命伦理遭遇生命质量时，爱心该何去何从，志愿者的奉献未免有些鲁莽。反对放弃婴儿治疗的志愿者们提出以“生命为重”的理由没有错，但面对一个可能没有生命质量的婴儿来说，一味延续她的生命就是爱她的绝对选择吗？未必。志愿者们可以奉献一时的爱心，但不可能代替重症女婴生活一辈子。如果能够正视现实的困境，理性的人们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心”，而让这个重症女婴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对其父母而言，放弃的决定比无意义的治疗需要更大的勇气，也没人能否定在放弃的勇气里没有爱的煎熬。

　　哲学是高尚的，现实是痛苦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可能选择的是硬币的A面，但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能会选择硬币的B面，个中缘由恰恰在于旁人永远不可能真正置身其中感同身受。对重症女婴及时抢救固然是一种难得的义举，但最理智的做法恐怕应该是，志愿者们在经过医生的充分论证看看孩子是否有救，以及救治后是否会陷入生命质量不高乃至像植物人那样的生命质量境地。如此，在尊重婴儿父母意见的前提下共同协商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现在看来，救治重症女婴的爱心哲学确实遇到了坎儿。这第一道坎儿的核心关乎“优生优育”，即对那些生命质量不高或根本无生命质量的孩子我们该做如何选择？这一道坎儿恐怕会如同安乐死一样难解。第二道坎儿便是，志愿者在奉献爱心的时候该不该彰显个人英雄主义？在抢救重症女婴的新闻中，新闻细节将志愿者们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呈现得淋漓尽致，爱确实可以产生奇迹，但仅仅有爱却未必能拯救一切，如若爱心哲学中再掺杂上一些个人英雄主义情结，爱心的成色与效果恐怕就更不理想了。（陈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