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社会信任关系的根本途径,不在于“运动式”的执法,就像对地沟油的围剿那样,而在于推进民主建设。

　　何东平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对武汉的餐厨垃圾及地沟油状况进行的调查,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国每年有200万吨到300万吨地沟油回流餐桌!”借助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这个令全国人民都毛骨悚然的结论立即演变成一个“事件”。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事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一场围剿地沟油的运动已经从公共舆论转化为实际的政府行动。第二,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揭露地沟油危害性的何东平教授修正了甚至否认了他自己的一些说法,让人们感觉到食品安全问题其实是一种利益政治的冲突。

　　围剿地沟油的运动才刚刚开始(我认为,它与任何其他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执法不会有任何两样),便出现了扑朔迷离的情况。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测专家认为,“又黑又臭”的地沟油根本不可能“重返餐桌”；何东平教授虽然改口了,但他依然相信,有些经过深加工的地沟油“甚至可以达到食用油的国家一级标准”,即使专家也难以识别。惊魂未定的公众这下糊涂了:地沟油有毒还是无害?人们在餐桌上吃的是地沟油还是安全油?在老百姓无法就“吃还是不吃”作出选择的情况下,所有的争论最终必然会集中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政府和专家的话,我们到底信谁的,还是全都不信?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和生命健康的问题,因为越来越明显,地沟油事件正在打击国民的社会信心,使中国社会重建信任关系的努力更加步履维艰。

　　吃地沟油对人体有害,而且它确实返回到餐桌上来了。如果这不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何以还会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的富裕,大大提高了国民对未来社会的理想预期,大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诚实劳动,能够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在那里,秩序、安全、自由、财产都是有保障的。这是一种社会信心,正是这种信心,不断激励着人们的创造力。可是,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中国人的餐桌虽然越来越丰盛,但人们却越来越不敢大胆地吃了。我们正在塑造的,难道是一个安全可信的社会吗?

　　尽管围剿地沟油的号角已经吹响,但我们担心围剿依然只是一个短期行为,只要不是长效管理,只要不进行认真的制度设计,只要不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那么,都无法使那些惊魂未定的公众重新树立起对食品安全和生命健康的信心。

　　社会信心的丧失,最大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任关系。信任对现代社会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它是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正如当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所指出的,没有信任,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可能进行的。可是,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民众对很多政府的治理措施和制度安排表现出明显的“信任不足”,地沟油事件的产生(同样的例子是之前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本质上是政府监管失败的产物———既是监管制度和措施的失效,也存在着监管者监管动力不足的问题。大量监管失败的案例,降低了公众对秩序、安全、生活质量保障等方面的预期,削弱了人们对社会和个人命运的信心,侵蚀了公众对政府治理的信任。没有政府对民众负责任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没有民众对政府治理的信任和信心,中国的社会转型将更加充满风险性。

　　重塑社会信任关系的根本途径,不在于“运动式”的执法,就像对地沟油的围剿那样,而在于推进民主建设,在那里,公共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将真正受到政府的重视,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及其规则的制定将有广泛的民众参与,这样,政府及其治理制度才会有扩散性的民众支持。(唐贤兴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