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仅靠研发特异性疫苗是完全不够的。

　　●几年前应对SARS和禽流感的经验一再证明，切断传播途径，减少易感人群的常规的公共卫生方法是最有效的防控传染病之道。

　　这些年由病毒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研究证明，66%的传染病是从动物身上传播而来。我国刚完成一项研究发现，传染病发生和流行的主要影响因素至少有40多种，很多是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

　　我们采取了更加积极严格的防控措施，防控甲型H1N1流感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为跟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相比，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和14岁以下的孩子有4亿多人口，各种慢性疾病患者2.6亿，孕妇超过2000万。还有一些免疫力极低的人群，如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器官移植后的生存者等，他们都是免疫低下者，很容易感染。这些容易在患甲型H1N1流感后产生并发症的脆弱人群是个很大基数。

　　我们脆弱人口就这么多，我们负担不起。我们国家提倡以人为本，每一条生命都是很珍贵的。我们有这么多脆弱人群，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强防控措施。

　　先期着手防控，难度和成本更小，效果也更好。而目前，日本由于防控失当，造成4000多家学校关闭，144万学生在家，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后果，也给我们带来了警示。我国采取了更加积极严格的防控措施，严把机场检疫、归国人员居家观察、医院发烧排查等关口，防控效果明显。到目前为止，有效保证了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甲型H1N1流感疫情没有出现暴发流行。

　　如果我们国家不按现在这样做，如果出现像日本这样的情况，那损失将很大很大，中国现在采取很正确的防控措施，辛苦的是我们公共卫生的一批人，换来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的稳定，换来的是对我国庞大脆弱人口的坚强保护。

　　任何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有生物医学原因，单靠生物医学模式是不行的。“远水不解近渴”。对待突如其来的急性传染病，首要应该靠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全民动员、全民防控，通过改变环境、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不能依赖所谓的“高科技手段”。疫苗研究当然很重要，但应该将群防群控放在首位。新疫苗通常要在疾病暴发6个月后才有可能做出来，做出来后是否有效？是否安全？是否能生产出足够数量供13亿人用？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接种到13亿人身上？还有太多无法确定的因素。传染病的“试错”是要以生命做代价的。

　　在没有有效的疫苗面前，在还没生产出足够全民使用的有效疫苗之前，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仍然是最好的疫苗。将流感疫情和防护知识交给公众，帮助公众面对健康危险因素，帮助公众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如养成勤洗手、不扎堆、咳嗽和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嘴等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健康习惯。健康管理就是通过提供健康领域的科学信息来调动国民的积极性，确认和去除健康危险因素，维护和促进健康。

　　传统上公共卫生是非高科技的，即政府主导、动员社区、科技保证，改变不利于健康的环境，改变不健康的个人习惯。有组织的社区努力再加上科技，包括高科技(疫苗和各类检测手段)和低科技(戴口罩、科学洗手等)。

　　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我们不知道第一例病例发生在何时何地何人，但是，从第一个人传给100个人、1000个人，还是不传给任何人，这是可以通过努力做好的。这就是通过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来减少首例病人的传播范围。传给一个人问题不大，若能做到马上隔离起来，就不会危及群体。若传给1万个人就很难隔离了。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医务人员的高度警惕，二是公共卫生的“四早”技能。这个我们是有改善空间的。要从医学教育开始抓起。美国医生执业考试中有七分之二的内容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医疗卫生体系有关。还有就是我们老百姓每个人的公共卫生素质也很重要，否则做不到四个早。 (王金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