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控烟工作进展很缓慢，政府在控烟方面的立法、执法缺乏力度。”拥有诸多控烟组织义工工作头衔的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教授在谈到中国的控烟现状时叹息。

　　今年已经76岁的臧英年，称自己为“控烟老义工”。这位退休后回国的美籍华人，16年来奔走呼号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控烟。

　　“控烟主要做三方面的工作。”臧英年总结说，“一是防止青少年吸烟；二是协助烟民戒烟；三是避免二手烟危害他人。而要做好这三项工作，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面的共同引导、宣传和监督。”

　　但中国现在的吸烟状况让臧英年很痛心：“社会上随处可见吸烟者；许多家长、学校老师都吸烟，没有给青少年树立良好的榜样；学生之间彼此鼓励吸烟。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人管。”

　　至于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局面的原因，臧英年认为一是不存在严格的约束力量，对烟民形成的压力不够大；二是缺失帮助烟民戒烟的正确手段、方法和制度；三是许多政府官员、家长、医生、教师和知名人士都是吸烟无度，对社会风气形成了不良的影响。

　　“烟瘾是一种慢性病，戒烟不能光靠烟民自身的毅力。”臧英年说。他将烟民戒烟时碰到的问题总结为四个“不”，即不敢、不肯、不必、不会——烟民不敢戒烟，是因为忍受不了戒烟的痛苦；不肯戒烟，是由于具有一种‘抽烟导致的疾病离自己很远’的错误观念；而现在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纵容烟民吸烟，到处都可以吸烟，没有戒烟的必要；烟民也不会戒烟，因为不知道戒烟的正确方法是什么。

　　此外，受二手烟危害的人大多十分被动，不知道怎么规劝、制止他人吸烟，也不知道吸烟对环境的危害。而现在报纸、电视上变相的烟草广告更是误人匪浅。“现在电视拍烟草广告，不明着说某某烟，而是说某某集团，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是烟草广告，怎么就可以默许这种广告大行其道而不加禁止呢？”臧英年愤慨道。

　　而要解决当前中国控烟面临的诸多问题，臧英年认为首先政府必须加强控烟力度，应该通过全国人大选举通过《烟草防治法》，制定具体法律法规实践、标准和强度化控烟措施。“在中国，民众其实还是乐于响应政府号召的。我这次去‘鸟巢’看奥运比赛，里面规定看台、厕所都不准吸烟，就没发现有人在那里吸烟。这说明如果有严格的规定约束，烟民是能承受得了的。”政府能做到的至少有三点：第一、增加烟草的税收，这样至少可以让年轻人和穷人买不起，降低了吸烟率、减少了吸烟量，又增加了国家税收。现在中国征收的烟草税一般为30%左右，远低于美国的70%以上的税收。第二、按国际规定在烟盒上印吸烟导致的疾病图片，中国虽然加入《世界控烟公约》，按规定是应该早就将那些图片印在烟盒上的，但中国总喜欢拖到最后一年才开始执行。第三、加大媒体公关宣传，做大量公益广告。

　　另一方面，需要共青团、妇联、全国总工会等各种组织和团体的力量。要有维护自己集体中成员健康的意识，形成风气；要让戒烟成功的人去传播、宣传自己成功戒烟的经验；最后，不抽烟的人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但是同时，中国更要加强和推广戒烟的服务和治疗。

　　“控烟问题在中国是可全民介入的最重要、最有意义也将最有成效的活动。”臧英年强调，“我认为比举办一届奥运会、关注奥运会中国又得了几块金牌等更有意义。因为控烟关系到所有人的健康，对所有人都有切身的帮助。”

　　中国今天的控烟工作并不需要从头起步。臧英年认为，可以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好的控烟方法，然后针对中国国情择优选用。“两年前美国的布伦博格基金进入中国，给中国的控烟提供资金，不久前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宣布要支持中国控烟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外国资金都进来了，中国政府、企业家们在控烟问题上又该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