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

　　在放弃对小振和的治疗后，高雄飞开始打电话通知那些刚刚祝贺自己“喜得贵子”的亲戚，这个刚刚出生的儿子“治不了了”。

　　一个亲戚在电话里提醒高雄飞，要不要考虑一下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还沉浸在悲痛中的父亲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打动了。

　　“如果真的能帮到别人，那我也会觉得，我的小孩好像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高雄飞说。他马上打通了家里的电话，并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妻子，愿不愿意“做点好事”，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

　　31岁的姜桂云很少反驳丈夫的意见。这个温顺的妻子哭了许久，最后叹了口气：“能帮就帮吧。”

　　在周围人眼里，这对夫妇本来就是善良的人。在高雄飞自己的汽车修理店里，他们和几个工人的关系特别好；在高雄飞的弟弟离婚后，他们又把弟弟的孩子接到自己家，一住就是近10年。

　　高雄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把小孩子能留下的东西都留下来，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当然，作为一位父亲，他的选择并非没有私心。高雄飞说，捐出了孩子的角膜，就会觉得“总还有些念想在这个世界”。甚至，他觉得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让小振和的生命“就这样延续下去”。

　　因为担心老人无法接受，他没有和父母商量。“我害怕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小孩能走得完完整整，不愿意缺些什么。”高雄飞这样解释说。

　　不过，这时的高雄飞甚至还不知道，应该把孩子的角膜捐到哪里。直到一个在媒体工作的亲戚，帮他找到湖南爱尔眼科医院的电话。

　　连医院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年幼的角膜捐赠者。刚接到高雄飞电话的时候，一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女孩子甚至不能确定，出生才5天的小振和，是否符合角膜的捐赠要求。不过，她反复感慨：“这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1月15日下午，当这名眼库协调员提着印有“角膜捐赠”的资料袋，在儿童医院找到高雄飞的时候，旁边的孩子家长们都震惊了。他们纷纷围过来，一边“警惕”地看着这名协调员，一边问高雄飞：“她不会是劝你要捐孩子的角膜吧？”

　　“不是的，是我自己想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高雄飞小声解释，“想看看能不能让孩子帮到别人。”周围的家长很快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人拍了拍高雄飞的肩膀：“这是好事，好人会有好报的。”

　　终点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小振和一直躺在儿童医院一张银色小床里。他能看到的，是米黄色的天花板，镶嵌在其中的青绿色的中央空调，白色的荧光灯管，还有一位穿着粉红色衣服的护士，偶尔过来给他打针、换尿布。这大概就是他全部的记忆了。从手术室出来后，他再没有离开这间病房。他看不见病房草绿色的房门，看不见圆形的窗玻璃上印着的番茄图案，连爸爸妈妈的脸，他也再没有见过。

　　按照医院的规定，放弃治疗的孩子应该由家长带回家，但高雄飞不愿意这么做。“孩子带回家，可能很快就没了，要是留在医院，也许还能多活几天。”于是，他找到医院医务股的股长，苦苦哀求，终于得到允许，让孩子继续留在医院，接受“保守治疗”。

　　但这样一来，在儿子生前，高雄飞就再也无法见到他了。为了保证病房的卫生，他和所有的家长一起，被挡在了监护病房的外面。

　　他只能回到新化的家里，陪着正在坐月子的姜桂云。因为害怕影响她的身体，全家人都对此避而不谈。只有一次，小振和的爷爷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忍不住了，扭头问高雄飞：“毛毛呢？”

　　高雄飞低下头，避开父亲的目光：“毛毛在医院里，还没回来呢。”可家里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毛毛”不会回来了。

　　只有通过当地一家媒体记者的镜头，人们才了解了小振和在病房里最后的生活。3天时间里，他总是裹着一条黄色毛毯，同病房里其他孩子一样，他有时会挥舞着手脚大哭，有时会瞪着眼睛张望四周，有时只是躺在四周都是金属护栏的病床上，安静地睡着。唯一不同的是，小振和床头没有写着病例的标签，没有人按照标签的说明，推着他到不同的病房里接受治疗，护士们也不会再把他送回母亲身边。

　　因为无法顺利进食，小振和很快瘦了下去，脸色也越来越黄。他睁眼哭闹的时间越来越少，多数时间只是在床上沉睡。因为身体太瘦小，一张小小的儿童病床，有大半面积空着。

　　1月18日下午，当这名记者走进病房时，小振和“半睁着眼睛”躺在那里。他摸了一下孩子的脸颊，发现肌肉有些僵硬。随后，护士们验证了振和的死亡，他看起来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

　　高雄飞见到小振和，则是第二天的事情。前一天下午五点多，他接到爱尔眼库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孩子已经走了”。姜桂云哭着想见孩子最后一面，而高雄飞怕影响妻子的身体，决定还是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去”。第二天一早，他坐上第一班长途汽车，急急忙忙来到了长沙。儿童医院的太平间在医院旁边的一条 小巷子里。高雄飞站在门前，看着卷闸门缓缓升起，迟疑了一会儿，才走了进去。

　　阴冷的太平间，在冬季里格外寒气逼人。小振和就躺在一个棕色的编织袋里。高雄飞抱起他，发现儿子只穿着一套白色小花的病号服。

　　“儿子，爸爸给你穿衣服，乖乖的啊。”这位一路奔波的父亲从随身的行李里拿出粉色的羊毛衫、橙黄色的棉衣、棉裤，一件一件给孩子穿了上去。

　　“这里实在太冷了，他穿得又那么单薄……”高雄飞这样解释着。他当时转过头去，抽了抽鼻子，又给孩子的身边塞进去一个粉红色的奶瓶。

　　这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面。

　　移植

　　角膜摘取的手术是在小振和离开的病床上完成的。眼库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角膜捐赠者。当他们把一块墨绿色的棉布盖在小振和的脸上时，本该只露出眼睛的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竟然将小振和小小的半个脸都露了出来。

　　眼库的医生们曾经担心，一个婴儿的角膜对成年人来说可能会太小。因此，小振和的角膜可能“只能应急”，没办法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但看到摘取下来的角膜时，他们发现，小振和眼睛黑眼球的部分特别大，角膜的大小也几乎接近了成年人的水平。一名眼库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感叹：“如果能够长大，这肯定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孩子。”

　　即使见惯了生死，儿童医院的护士们也纷纷“蒙上了眼睛”，不敢看这个摘取角膜的过程。

　　至于取出的两片透明角膜，则被放入一个不锈钢小瓶子，并在一个盛有冰块的黄色保温桶里冷藏起来。

　　本来，眼库计划将角膜移植给一位哈尔滨的患者。但由于这位患者被检查出了糖尿病，无法进行手术，排在第二位的周霞就幸运地获得了接受移植的机会。

　　角膜移植的过程非常顺利。医生把周霞眼中的坏角膜除去，又把小振和的角膜覆盖在周霞的眼睛上，并用线紧密地缝合起来，“就好像拆掉破碎的玻璃，又重新安上一块新的一样”。

　　手术完成后第二天，周霞就拆去了眼睛上的绷带。眼前的景物仍然十分模糊，但医生说，如果恢复良好，她的视力会慢慢提高的。

　　现在，这个胖胖的女孩子已经开始期待这只角膜带给她的新生活了。

　　重生

　　在高雄飞刚决定捐出儿子角膜的时候，一名当地记者曾经希望，这角膜能够被移植给一个同样年幼的孩子。“那这个故事就更加完美，小振和‘重生’的意味就更加强烈了。”

　　可高雄飞从来没考虑过这些。他唯一的希望，是儿子角膜的受捐者能尽量年轻一点，这样小振和的眼睛“就可以多看几年”。如今，21岁的周霞已经令他们足够满意了。

　　其实，除了年龄21岁、家住湖北松滋这些基本信息，高雄飞对周霞几乎一无所知。他和妻子没有打听周霞的电话，也没有试着联系她的家人，因为他担心，自己贸然联系，会让这一家人觉得有负担，“好像我们想要什么感谢似的”。

　　周霞也没有跟高雄飞联系过。她没有手机，也不知道高雄飞的电话，她更担心拙于言辞的自己，到时候会“讲不出话来”。

　　平日里，周霞的生活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不爱听音乐，不爱看书，现在为了保护眼睛，也不能看电视。而在上一次眼睛再次感染后，家人们也不许她再做家务了。

　　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新房里。在这个表姐帮她布置的房间里，有紫色的窗帘，紫色的衣柜，紫色的沙发，这是年轻女孩子们通常喜欢的浪漫颜色。

　　可这个农村姑娘更喜欢生活里那些具体的东西。她喜欢这间漂亮的婚房，喜欢老公买给她的黑色羽绒服，也喜欢结婚时穿过的那件红色大衣。而最让她感到充满希望的，则是自己的眼睛恢复以后，她“还能帮老公做些家务”。

　　只有在谈起新婚的丈夫时，周霞有些呆滞的眼神中才会透出欣喜。她的母亲很少讲话，父亲又要打工，又要种田，更是很少跟女儿交流。直到有记者到家中采访时，他才想起来仔细看看女儿，并吃惊地问：“你的眼睛怎么还这么红？”

　　手术1个月后，周霞的左眼球仍然泛着一大片血色，她还在耐心等待自己的康复。现在，她每天需要用3种眼药水、3种药膏，稍有刺激就会泪流不止。但这个被病痛折磨了一年的女孩子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希望

　　从医院回到家后，大儿子振强第一个跑过来问高雄飞：“弟弟怎么没有回来？”高雄飞犹豫了很久，告诉小振强，弟弟“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个刚刚发誓要好好学习、长大挣钱给弟弟治病的男孩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用清亮的童音大哭起来。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小振和的痕迹被有意从家里抹掉了。长辈们很有默契，不再谈起这个早早离去的小儿子，姜桂云也把孩子的新衣服都送了人。甚至，高雄飞把儿子的骨灰也留在了长沙，因为爱尔眼库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所有的角膜捐赠者，都会被埋在长沙市郊的凤凰山。那里风景优美，而且是长沙“风水最好的地方”。

　　只有一个纪念杯被孩子的奶奶留了下来，塞在柜子的最里面。那是一座30厘米高的透明纪念杯，在纪念杯的顶端，有一只眼睛形状的雕塑，而在下面的支柱上，刻着一句话：留取光明在人间。

　　高雄飞说，这是儿子在家里“唯一留下来的东西”。

　　但伤痛的情绪还在这个家庭里挥之不去。有时候，小振强会趴在妈妈的怀里撒娇，让妈妈再生一个弟弟；有时候，高雄飞和姜桂云会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手机上保存的小振和的照片。

　　“和他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姜桂云看了一眼大儿子，轻轻地说。

　　这对年轻的父母，正努力让自己从伤痛中解脱出来。“至少，他还能用自己的眼睛，帮助这世上的其他人。”高雄飞这样想着，就觉得自己多了些“心安理得”。

　　2月10日，通过前来采访的记者，周霞第一次给高雄飞打了电话。整个对话中，周霞紧张得只会不断重复几个句子：“谢谢高叔叔”，或“新年快乐”。反倒是原本不善言辞的高雄飞不断问周霞，家里有几口人，父亲做什么工作，眼睛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这次短暂的通话结束后，高雄飞不断抱怨，家里信号不好，“好多问题都没听清”。而周霞则涨红了脸颊，眼泪不断在眼眶里打转，很久都讲不出话来。

　　她大概是太紧张了，站起身在屋门口吹了吹冷风，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家的门外，是不同于湖南的另一幅画卷：土地不再是暗红，而是泛出了黄色；一小片平整的农田里，立着一座灰色的小屋；天空正下着小雨，不远处的山透出一片湿润的绿。

　　这个21岁的女孩儿轻轻地笑了。在她的面前，那些熟悉的山峰、田野，正和自己的生活一起，逐渐清晰起来。 (付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