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迭出，且每每出现在中国名校，这已不是新闻。

　　2006年，清华大学教授被指涉嫌学术造假，后经校方证实确有此事；同年，四川大学教授论文涉嫌造假，后来没了下文；就在2009年新年伊始，浙江大学在4个月前处理的博士后学术论文造假事件，日前再次成为新闻焦点。

　　这一系列事件间接折射出中国学术造假不断升级、不断深入，已经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

　　作为学术前沿阵地的高校并不是学术造假的特区，这种造假也不是学生学者这个群体的专利：为谋得一份挣大钱的工作机会而造假的学生大有人在，为某得名誉和地位而造假的专家学者也为数不少。

　　现如今，高管领导造假文凭的风气也越刮越烈。对于学历造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滨认为：假学历有两种情况，一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的；二是“假的真文凭”，也就是文凭注水。

　　“无论你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几万块钱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到一张研究生文凭。”这是几年前在某省委党校广为传播的“轶事”。在那里，据说只要交钱，招生条件可一条条放宽。把钱当做换取文凭唯一的筹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精神。

　　2009年初，《法制日报》报道青岛某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因抄袭论文，被撤销学位证书。由此看来，学术腐败并不是研究人员的专利。不过，问题在于那些专家学者学生包括官员在内，如此庞大的群体，为什么都能和学术造假挂上钩呢？

　　学术腐败首先是个人行为，搞学术腐败必须得有动机。所有搞学术腐败的人其动机清一色都是为了能拿更多钱，更有地位。从这个层面上看，学术造假是这些造假者禁不住利益诱惑，一时糊涂被刻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然而，学术腐败更是一个社会行为，已经形成跨行业、跨性别、跨年龄的社会性事件，是谁在为造假者当守夜人？长时期以来，崇尚财富的思想占据了社会的主流意识，知识就是力量，文凭就是财富，于是一切向文凭看齐。加上防范监督机制的长期缺失，让造假者如鱼得水，肆无忌惮。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学界诚信危机的报道、评论、文章数以万计，网友的跟帖难以计数，批判、声讨、愤怒、忧虑、思考、建言之声充溢其间，民意沸腾。刚刚过去的2008年，三鹿事件让公众对企业的诚信大打折扣，新年伊始，蒙牛特仑苏再一次让企业深陷诚信危机，而一方净土的学术领域的造假，无疑给诚信危机雪上加霜。

　　学术造假对用人单位和考核单位来讲，加大了录用的审核难度，无故增加了审核成本，造成国家财政的浪费；从行为上来看，学术腐败是严重的诈骗：以虚假材料构成的虚假身份从个人、单位、组织那里骗取实物，主观上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名誉损害，间接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造假者为数不少，实际上被曝光的其实不过是冰山一角。众多造假者通过造假获得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学历、学位，并凭此进而获得了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造假的群体，其竞争力势必下降，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这就进一步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显然违背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精神，当属严重违法行为。

　　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反腐败作为廉政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委员指出“如果我们评价人才按学历、职称来进行，将难以培养、选拔、引进和激励真正的人才，路肯定会越走越窄。”

　　徐冠华强调：对我国出现的学术腐败要有一个查一个，对学术造假一查到底。不少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一致呼吁：“学术不端行为，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

　　安徽医科大学教授汪春兰代表更是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建议，希望加快立法惩治学术腐败。她说，尽管国家教育部在惩治学术腐败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并且即将颁布《关于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意见》作为各高校处罚学术不端的基本依据，但是，根治这一问题仅靠教育部是不够的，一则教育部的管辖权有局限，不能全面制约和惩治涉及其他领域的学术腐败；二则《关于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意见》毕竟只是部门的行政措施，其效力有限。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指出：要依靠四种力量解决学术造假问题，一是道德力量；二是行政力量；三是法律力量；四是媒体力量。不过应该注意的是，道德缺失后的重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行政干预又存在很多的利益纠纷也很难奏效，媒体的贡献仅限于监督。这些措施旨在防患未然，并不具有事后惩罚的效果。与之相对，法律的力量在现阶段既有事前约束力，又有事后处罚力，能够强制学术造假者承担该负有的责任。

　　2009年两会即将召开，为此《刑法(修正案草案)》提前审议，严惩贪污贿赂成为修法重要目标。“为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对其加重刑罚是必要的。”

　　毫无疑问，学术腐败也应是反腐败的重点议题，腐败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直接的利用权力贪赃逐渐减少，而以学术造假这样提升软实力为依托的贪赃正悄然兴起。如此，必须将学术腐败纳入法律范畴，而不能仅仅以道德指责作宽松处理。

　　汪春兰代表建议加快“学术腐败法”订立的同时，认为我们还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预防为主，要在国家科委、教育部及有关部门考虑建立共同的学术腐败防范机制，在基金申请、课题申报等审批过程中，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二是制定各种学术规范，明确界定哪些属于学术腐败行为；三是制定对学术腐败的惩罚机制，在这一机制中，既要有明确的量化惩罚手段，又要有明确的权威调查、取证、认定与惩罚的机构。

　　经过几年的考察论证，我们共同期待着，汪春兰代表的意愿能够实现，像汪春兰一样的代表们的意愿能够在这次两会成为现实，因为，严惩腐败，是人民的意愿，也是党和政府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