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秒

　　5.84秒，这点时间，还不够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用她的数码相机对准“死亡钟”、找准焦点按下快门，但“死亡钟”的数字已经又跳了一下。

　　南非德班，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每个代表进入会场时，都要经过“死亡钟”。这是一个装在黑色背板上的电子钟，每隔5.84秒，数字就增加一个。“死亡钟”并不大，也没有给人任何恐怖的感觉，但沉重的黑色时刻提醒：这是一个与死亡相关的话题。

　　“死亡钟”前面的黑色桌子上，静静地躺着五朵白玫瑰，五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用本国语言宣读同一段誓言。华裔女子印曦说的是中文，她为非政府组织——无烟草青少年运动工作。为了凸显中国元素，她特意穿了一件带有中式立领的蓝印花布旗袍款上衣。她用中文朗读：“几个月前，死亡钟告诉我们：自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谈判以来，和烟草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4000万。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加。每过5.84秒钟，就又有一人死于和烟草相关的疾病。这提醒各国代表团必须采用强有力的、有效的实施准则，以减少烟草的使用。”

　　在吴宜群按下快门的瞬间，这个数字是40194015。

　　并非所有与会代表，都愿意与“死亡钟”合影，尤其对一些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个不祥之举。但中国正是这次国际会议的焦点所在，所有的官方代表团和非政府代表，都在打探中国的态度。本次大会最重要的议程是讨论通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第5.3条、第11条和第13条的实施准则。

　　第5.3条是《公约》规定的缔约国一般义务：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第11条针对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该条款要求在烟草制品包装上以文字或图片标明吸烟危害，同时，不得出现“低焦油”、“淡味”、“超淡味”或“柔和”等误导性信息。第13条针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在众多与会代表和国际观察员看来，这三条是整个《公约》文件的基础。

　　几个月前，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规定基本沿袭我国卷烟包装原有内容，不明确告诉吸烟者使用烟草的严重有害后果。在警语面积上，选择了WHO要求的最低限度；警语底色允许使用与包装底色相同或相近的颜色；警语字体高2毫米(小六号字)就算达到要求。这个字号比原有印在烟盒侧面的警语字体还要小不少。规定不采取最有警示作用的图片和象形图形式。而警示语的一半还是采用大多数国人不懂的英文警示语。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搜集了多款根据这一新规定制造的烟草外包装。这家非政府组织的主力，是多位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退休的专家。吴宜群认为，这样的烟草包装，是与《公约》精神背道而驰的。

　　并非只有新探持此观点。国内40位医学和公共领域专家联名上书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及国家质检总局，呼吁政府立即停止这一规定，认真履行《公约》承诺的责任，提出“不得以大众健康为代价来博取部门及行业利益”。

　　正是这一与《公约》精神相去甚远的部门文件，以及中国烟草国营的特殊制度背景，使得国际社会猜测：中国会不会在大会上投反对票。大会公布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名单里，有两位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代表，其中一位还在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

　　中国在本次大会上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中国“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与会观察员认为，中国烟包上这种新的软弱的警示“对于公众健康来说，是错失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机会”。

　　在五天的充分谈判后，中国政府代表团最后还是表示支持第5.3条、第11条和第13条的实施准则。这些实施准则获得了所有160个缔约国家的通过。按照《公约》规定，中国从2009年1月起，各种烟草制品的包装上都应该有“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说明烟草使用有害后果的健康警语及其他适宜信息”。

　　8∶3.5亿

　　据中国卫生部发布的《2007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全国有3.5亿烟民，有5.4亿不吸烟的人群正在遭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有1.8亿是15岁以下儿童。而中国有多少全职控烟的人呢？8个！

　　多年来，中国烟草一直保持了七个“世界第一”：烟叶种植面积第一；烟叶收购量第一；卷烟产量第一；卷烟消费量第一；吸烟人数第一；烟草利税第一；死于吸烟相关疾病人数第一。

　　据统计，中国每年约100万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占全球此类死亡人数的1／5。CDC副主任杨功焕指出，如果中国不进行有效控烟，这些疾病带来的巨大负担和医疗费用，必将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改革带来沉重的负担，把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消耗到本可避免的疾病负担中去。

　　与3.5亿烟民对应的是，中国的国家烟草控制机构——隶属于CDC的国家控烟办公室，只有8名全职工作人员，中国政府每年在烟草控制方面的支出，大约是960万元人民币。

　　国家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介绍了最近半年该办公室的工作进展：卫生部控烟履约研讨会、戒烟门诊培训班等。对于一个只有8个工作人员的机构来说，效率并不算低，但结果，却“很不乐观”。

　　2004年我国卷烟生产量是18735.9亿支，销售18778.6亿支；2007年我国卷烟生产量是21413.8亿支，销售21395.9亿支；也就是说，在我国政府签署《公约》后的4年中，卷烟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增加了约14%。

　　为实现“无烟奥运”承诺，北京奥组委禁止将打火机和火柴带入奥运场馆。一位力主控烟的官员介绍了他本人在“鸟巢”观赛的一个“插曲”：“我在洗手间里发现有保安在抽烟。我请场馆志愿者制止。志愿者说他们无权管理保安。我直接上前劝阻，保安不听，我就盯着他看，僵持了一会儿，他只好掐灭烟头走了。”

　　姜垣用气球来比喻自己所做的工作：“对烟草采取有限禁止，就好像捏住一个气球，你捏住这里，它就会在其他地方突起。”

　　正如众多批评意见指出的，中国控烟之难，不在于烟民人数庞大，而来自特殊的体制。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仍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朝鲜)。国家烟草专卖局网站首页上方，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称并列。

　　为协调全国的控烟履约工作，中国建立了由8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国家烟草专卖局是成员单位之一。控烟专家指出，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政府部门，要履行公约的控烟义务，但同时它又是烟草公司，要维护本行业利益。这两种角色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

　　在德班，中国记者要求采访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团团长、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一位副司长拒绝接受采访。记者又要求采访烟草专卖局与会代表，也被拒绝。

　　查询工信部网站，在机构职责一项下，注明消费品工业司的工作之一是：拟订卷烟、食盐和糖精的生产计划。

　　帕翠莎·兰伯特(Patricia Lambert)女士，曾经以南非卫生部顾问的身份，全程参与了《公约》的所有谈判。在她看来“当中国政府官员在讨论控烟这一公共卫生政策时，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这不是把狐狸放到了鸡窝里吗？”

　　12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网站上，挂在最高位置的一条新闻是：中国烟草总公司被提名为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其中透露：在“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内资企业获奖名单(按2008年度捐赠金额排序，共140名)中，中国烟草总公司名列第一位。

　　当中国禁止在报纸、杂志、电视等五类媒体上刊登烟草广告后，烟草企业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营销手段，其中包括赞助各种赛事，以及用“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参与公益事业。这就是姜垣所说的“气球突起的另外一部分”。

　　根据研究，烟草企业通过赞助公益事业来刻画自己“良好企业公民”的形象，而实际上是宣传了烟草品牌，进而扩大烟草的生产和消费。2008年7月，菲莫公司(万宝路品牌的拥有者)赞助美国歌手阿丽西娅·吉丝(Alicia Keys)在印尼举办演唱会，被国际控烟组织批评针对青少年营销，最终阿丽西娅呼吁菲莫公司取消赞助，她因此受到赞扬“为娱乐业排除烟草业赞助起到表率”。

　　用死亡的信息促进健康

　　记者和南非全国反烟委员会执行主任尤瑟夫·萨陆奇(Yussuf Saloojee)见面伊始，他就展示了自己幽默的一面。他拿出一套漫画，旁白是这样的：在南非，每年有400人死于拳头，3000人死于刀具……42000人死于烟草。

　　他又展示了一个控烟宣传片：在一片森林中，有一个正在吸烟的美女。镜头一转，令人做呕的黑色、墨绿色脏物布满了美女的脸庞。观者不免发出一声叹息。这个宣传片的思路，和香港正在烟包上使用的一款警示图片如出一辙：图片右侧是一个吸烟年轻美女的侧脸，她皮肤细嫩光滑，正斜看镜子。镜中出现的另一半，是衰老的、布满皱纹和病态的面孔。警示语写着：香港特区政府忠告市民：吸烟可加速皮肤老化。

　　“生动的宣传片和令人恶心的烟包警示语，对控烟的作用非常明显。”中国卫生部健康促进与教育处处长李新华博士，一直在收集国外有关资料。他说，假如一个吸烟者每天抽一包烟，一年中有7000多次机会和烟包接触。如果能在烟包上印制警语和警示图片，是对吸烟者很好的教育。

　　李新华向记者展示了他收集的一个国外吸烟室照片。吸烟室的顶部被设置成一幅壁画，周围是黄土、哭泣的人群，一位身披长袍的神职人员正在祷告。吸烟者身处其中，就好像是在墓地的棺材里朝上仰望。

　　出口的中华烟，包装上印制着吸烟者脚部溃疡流脓的警示图片，出口的红双喜烟上印制着一个小女孩躺在病床上，套着帮助呼吸的医疗仪器，神情痛苦。旁边的英文警示语是：不要让孩子呼吸二手烟。

　　在烟包警示语实施较好的澳大利亚，警语不是“吸烟有害健康”这样简单的一句口号，而是长达好几行的警示语。比如：怀孕期吸烟会降低胎盘血中供给胎儿的氧和营养素，增加流产、死胎和早产、分娩并发症以及婴儿脑小和低体重的风险。

　　记者向一名有40年烟龄的吸烟者展示了这些图片和警语，他先是惊愕，随即表示：如果国内的烟包上也印上这些警语，他可能会戒烟。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杰弗瑞·方(Geoffery Fong)与中国疾控中心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对吸烟有害的知识不足，比如只有16%的人知道吸烟会导致阳痿。

　　尤瑟夫·萨陆奇介绍了南非控烟的经验。他说，南非现在的烟包，规定正面的25%、背面的30%必须印制警语和警示图片。当然，这是控烟力量奋斗多年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根据南非广告研究基金会的统计，实行激进的控烟策略十余年来，南非的烟民人数减少了300万。

　　他说：“烟草商是用健康的信息来为死亡做促销，而控烟则是用死亡的信息来促进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