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贪官悔过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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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杨耕身

　　不知道在我国的司法规则中，在贪官所领刑罚之中，向组织交出一份悔过书(又称忏悔书)，是不是也算是刑罚的内容之一。反正我们看到，但有贪官获刑，其悔过书就总是随之公之于世。若说这些皆是各位大贪巨蠹不约而同的真诚反思，我是不大相信的。

　　二审维持原判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已走近人生末路。初落马时，他曾面对镜头痛哭流涕地说，睡觉不就是一张床，为什么人要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但他在痛悔之余似仍心有不甘，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没能升官，“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5月31日，《长江日报》在报道“文强悔过”之余也注意到，贪官忏悔书渐成“应用文体”，其内容不外是怀念着昔日风光，抱怨着官低俸薄，诿过于他人诱惑，祈求着组织原谅；反思时一味谈世界观，未认错先自述功劳大，求饶时把“洗心革面”的老调反复重弹，字里行间却嗟叹着运气差。文强们的忏悔其实是功劳簿、悔过书、求饶信、大话套话、牢骚怪话的集合，甚至有些是敷衍之作，“娱乐效果大于教育意义”。

　　每个官员，无不都经由组织培养、人民供奉多年。然而，他竟然成了贪官巨腐，徒令一切培养与供奉付之东流。那么当此之时，他的剩余价值大约就只有这点悔过了。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悔过至少还可以用来“教育干部、警戒来者”。但谁又承想，贪官们连这点付出都不肯了呢？如今越来越“娱乐至死”的贪官悔过，不仅使悔过的意义变得轻佻，而且也消解了组织通过贪官悔过以警示来者之苦心孤诣。

　　说起来，对贪官越发娱乐化越发不真诚的悔过，此前论者已经备述，善良的人们也早已痛心疾首过了。一名叫金锋的艺术家，把他所收集到的贪官的忏悔刻印在280块黑色大理石板上，于今春在京举行了一场艺术展。“展览的黑色幽默意味很浓。”观者说，“这些忏悔书千篇一律，空洞无物，充满套话，听不见心的跳动，好像在重温某种教条。”而金锋本人对此的概括是，“中国没有自源宗教，缺乏对话灵魂的传统。”

　　听不见心跳，看不见灵魂，正是对一些贪官悔过书恰当的评价。显然，公众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一种娱乐化的表演，而应当是“我手写我心”，是一种真诚悔悟，一种深刻的剖析。并要通过这样的悔过，使更多的官员得到警示，使闻者足诫。然而，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突然由衷地感到艰辛，进而恍然大悟。因为我实在地发现，千篇一律的娱乐化贪官悔过书，或许正是现实留给贪官忏悔的不二法门。

　　从来“好的制度使鬼变人，坏的制度使人变鬼”。在众多贪官前腐后继、“没有最贪只有更贪”的腐败狂欢背后，必定有一种制度的成因。譬如权力的不受制约、监督的缺失、民主的不足、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失衡等，其实也都指向体制的缺陷或崩坏。但是这一点，尽管可能已是众所周知，却未必形成公议并可以自由谈论。那么在此情形下，尤其是当贪官悔过仍必须贯彻某种教化意图之时，其悔过内容如何不空洞无物？更重要的是，一些毫无真诚可言、日渐娱乐化的贪官悔过，恰恰也表明悔过仅仅是种形式主义的姿态，并非出乎贪官本人的真心。

　　当贪官悔过说到底仍是面对着一级级权力组织，而非自己的心灵之时，那种让贪官成为坏制度的揭发者、体制的批判者的想法，实在“很傻很天真”。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贪官悔过都仅仅触及皮肉，没有灵魂可言。因此，我不拒绝或许还存在的一种可能，那就是也许有的贪官悔过书是不失真诚，深刻而有见地的。但是我很怀疑，这样的悔过书还可以用来公开吗？显然，贪官并没有可以自由发表悔过书的权利。

　　我们都希望严刑峻法可以阻止更多贪腐之欲，于是有了对贪官悔过的功能性期待。然而，这种期待如果没有权力制衡及体制改良来呼应，那它难免仍旧是一种道德说教，那些落马获刑的贪官也仍旧不过是一个个“稻草人”，并不能真正使那些坚信“自己可以例外”的人止步。

　　(摘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