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父亲茅盾的沉默岁月

　　(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韦韬

　　茅盾自1916年8月跨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在中国文坛驰骋65年。他不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

　　茅盾唯一的儿子韦韬，被他称为“大半生活中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人”。茅盾去世后，面对社会上许多人对茅盾回忆录只写到1949年的遗憾，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所知道的爸爸的真实情况奉献给读者。同时，也让大家了解，爸爸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和心态。

　　山雨欲来

　　1949年2月，爸爸来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动员爸爸出任文化部长，爸爸不想做官，就婉言推辞。后来，毛主席又亲自找爸爸谈话，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得力的助手，爸爸这才答应，而这一干就是15年。

　　我是1923年出生的，原本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但她1945年死于一次医疗事故。解放前，我一直在新闻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1958年调到了位于北京近郊的高等军事学院，妻子陈小曼也复员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一直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文革”前夕，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很紧张。元旦时，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妈妈家过节。妈妈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

　　这事本在意料之中。1964年春夏之交，我们就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那时，我们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爸爸作为在位15年之久的文化部长“罪责难逃”。

　　不久，爸爸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爸爸从文化部离任后，报刊上就开始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象是作协常务书记邵荃麟。“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观点，爸爸参加了那次会议，还发了言，邵荃麟的观点其实就是爸爸的观点。

　　当报纸开始批判邵荃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有人问：“中间人物论”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的？谁是发明者？言外之意，邵荃麟还有后台没有揪出来。

　　不久，我们又听说电影《林家铺子》被作为毒草批判，这部电影是夏衍根据爸爸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开始涌现，虽然批判的对象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冲着爸爸来的。

　　我们周末去看望爸爸，见到他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爸爸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他像一块礁石坚强地面对一切，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坚持什么。

　　遭受最沉重打击

　　妈妈的身体一向不错，但在20世纪50年代时患了高血压，后来又诱发了糖尿病。“文革”开始后的种种遭遇，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头。1969年爸爸莫名其妙地“靠边站”，她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身体突然垮了。

　　1970年1月，妈妈因肾炎被误诊，未得到有效治疗，不幸逝世，这是爸爸在“文革”中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因为过度悲痛，爸爸高烧40摄氏度，口吐呓语，时时惊厥，身体异常虚弱。虽然最终转危为安，但这却是爸爸病史中最危险的一次。

　　妈妈的离去让家里骤然了无生气。爸爸的睡眠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安眠药越服越多，不仅加大了剂量，而且增加了品种，最多时一夜需服药三四次，吃七八粒不同作用的安眠药。有时，爸爸甚至整个上午都昏昏然，走路蹒跚，那是后半夜加服了安眠药，药性还没过去。爸爸还有气喘病，每次爬楼都要歇一两次，再加上头晕腿软，有一次险些从楼上摔下来。

　　到了晚年，爸爸身体不好，不能多走动，写作一般就在床边的桌前。因为肺气肿引起的气喘日益加剧，他每次写作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我们曾劝他到外地疗养，可爸爸总说：“不行，写回忆录不能停，这一大堆的资料要随时查阅，总不能都带走吧，等我写好了再去。”

　　那些日子，爸爸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原本他是靠两大本内部《参考资料》了解国际大事，“靠边站”之后，《参考资料》停送了，这让爸爸大为苦恼。后来，我把自己订的一份《参考消息》转给了爸爸，才得到一些弥补。

　　最后的日子

　　1980年9月，爸爸病重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文化事业。当时，有一个设立鲁迅文学奖金的议案送到爸爸那里征求意见，爸爸得到启发。他对我说：“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了？”“有二三十万吧。”“这笔钱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这几年，短篇小说有了长足的进展，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我自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就捐款设立个长篇小说奖吧。”

　　爸爸靠在床上，艰难地写了起来。但是，他的手已不听指挥，写的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于是，他口述，我记录，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接着，爸爸又口述了第二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他叮嘱道：“信你先收好，等到将来再送。”我明白，爸爸不愿在生前把信送出去，还是为了坚持他那个原则——不愿接受过多的荣誉。1981年3月27日，爸爸陷入昏迷，呼吸困难，经抢救无效去世。

　　爸爸逝世后，我把他给党中央的遗书交给了赶来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第二天，又把爸爸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遗书及捐献的25万元存折，交给了作家协会秘书长。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爸爸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或许是对这位老人65年文学生涯的最好肯定。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