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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武长鹏 张明

　　20年间，极富传奇色彩的安徽亳州人王效金，让偏居小镇一隅的古井酒厂，成为声名远播的国内酒业“大鳄”。

　　鼎盛时期，古井酒厂曾跻身中国酒业前三强。王效金也因此荣誉加身，先后担任亳州市委常委、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也曾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安徽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被誉为中国“酒界第一人”。

　　然而，在行将退休前，时年59岁的安徽古井集团原董事长王效金却意外落马。2008年7月24日，王效金在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两名法警手持微型冲锋枪，分别站在审判区的两个入口处，更为审判增添了紧张气氛。

　　长达14页的起诉书，勾勒出这位“酒界第一人”的另一面。经查，自1991年10月至2007年3月，王效金利用职务之便，在原材料采购、广告承揽、合股经营、企业收购等方面“慷公家之慨”，为他人谋取或承诺谋取利益，涉嫌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08万元、美元67.6942万元、港币5万元。

　　白酒大王发“酒财”

　　在进入古井酒厂之前，王效金曾在亳州双沟区老王庄插队，并先后在亳州机械厂、亳州工业公司工作，是一个个性极为鲜明的人物。

　　1987年8月任原亳县古井酒厂厂长之后，王效金开始了辉煌人生。在他的带领下，古井酒厂一路高歌猛进：1989～1996年，企业资产增长了18倍，利润增长了24倍。古井集团也由此成为国内知名大型企业，1999年，总资产已近百亿元。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伴随着企业的壮大，王效金这位酒界“巨子”大发“酒财”。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效金和四川省某酒厂厂长李某长达16年的“合作友谊”，并让自身收获了66万元人民币以及引发争议的55万美元。

　　时光追溯到1991年下半年。当时，四川省某酒厂开始向古井酒厂供应浓香型散酒。为进一步打开古井市场并巩固与古井酒厂的业务关系，当年10月的一天，李某来到王效金的办公室，奉上5万元人民币，被其“笑纳”。

　　从此，王效金一发不可收拾，从李某处收取越来越多的金钱。王效金投桃报李，不仅在购买散酒业务、货款支付等方面为李某大开“绿灯”，而且主动关照李某。

　　1999年3月，全国春季糖酒交易会在成都召开，王效金率团参加。交易会期间，王效金向李某透露古井集团即将转型生产酱香型白酒，并且只选定一家酱香型散酒供应商。李某当即表示希望成为古井集团酱香型散酒供应商。不久，李某的酒厂被定为古井集团酱香型散酒的惟一供应商。为了感谢王效金的关照，200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某来到亳州，再次送给王效金20万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王效金在一次次收受贿赂的同时，也对李某较为提防。据了解，1997年上半年，因为担心私生活不检点的李某“口风不严”，王效金曾经“难得”地拒绝了李某送来的好处费，由此引发了一次极富戏剧性的“变通”行动。

　　据检方指控，1998年5月份的一天，李某和王效金达成口头协议：根据李某酒厂向古井集团供应的散酒数量，按吨计提好处费给王效金。李某还同王效金约定：计提的好处费先放在李某处，王效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拿走。考虑到王效金的儿子将来出国需要美金，李某提议将计提的好处费折算成美金，王效金表示同意。其后每年，李某都要将提成的具体数字告诉王效金，并数次提出要把钱给王效金。

　　据了解，从1998年到2006年12月，李某应该提给王效金的好处费共计55.19万美金。需要说明的是，该笔款项一直控制在李某手中，王效金从来没有“经手”一分一厘。其是否应纳入受贿范围，在庭审中引发了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论。最终法庭如何定性，将对王效金量刑影响不小。

　　起诉书还载明，除李某以外，王效金还与多名古井酒经销商、代理商往来密切，对他们在古井酒供应、结账、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并因此屡屡获得“好处”。

　　对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开报道曾宣称，王效金一直注重“弯下腰来做生意”，为主要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而且处处不失人格，不涉“好处”，以此融通工商感情。

　　各环节都“有利可图”

　　除白酒主业外，古井酒的包装材料采购、广告业务承揽，甚至房屋装修等每一个环节，都有行贿人为了感谢或者获得业务而向王效金行贿。时间从1991年10月持续到2007年3月，而王效金无论是1万元还是数十万元都予以“笑纳”。

　　1997年初，时任深圳某印刷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的戴某通过关系找到王效金，想做古井酒的包装业务。在王效金的安排下，当年上半年，深圳某公司开始为古井集团提供高档酒包装盒。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该公司董事长张某和业务经理戴某来到亳州市，送给王效金港币5万元表示“谢意”。

　　同年底的一天，为感谢王效金对公司印刷业务的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和古井集团的业务量，张某与戴某再次来到亳州，由戴某到古井集团王效金办公室奉上人民币20万元。

　　据悉，从1997年到2004年，在王效金的支持下，深圳某公司与古井集团的业务量总共达到1.2亿元。在每年招标订购包装物时，王效金都和下属打招呼，要求多采购深圳某公司的包装物，并及时支付货款。在此期间，王效金总计收受深圳某印刷公司董事长张某人民币60万元、港币5万元和美元l万元。

　　王效金众多受贿经历中，还有一宗与已经落马并获无期徒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昭耀有关。

　　据检察机关指控，1996年下半年，古井集团在建的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拟对外招标。深圳某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某通过个体户沈某找到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昭耀。后者给王效金写了一封信，要求帮助承揽该工程。

　　当年下半年的一天，刘某、沈某带着王昭耀写给王效金的亲笔信，来到亳州市王效金的办公室，并送上人民币5万元。之后，王效金电话安排古井大酒店当时负责基建的负责人，让其在同等情况下给予深圳某装饰公司优先中标。

　　然而，深圳某装饰公司最终没有入围。得知该情况后，刘某与沈某又送给王效金人民币10万元，再次提出希望承建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当晚，王效金打电话给古井大酒店当时的基建负责人，要求想办法让刘某做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

　　经过一系列安排，刘某的公司最终承揽了古井大酒店部分装修工程，1997年4月，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工程造价 220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为了及时结算工程款，刘某和沈某再次到王效金办公室送上10万元人民币。在王效金的指示下，深圳某装饰公司如愿以偿。

　　国企“监守自盗者”

　　作为国企“掌门人”，王效金原本应该履行好“看家”职责，但是，其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监守自盗者”。

　　王效金曾公开表示，由于体制本身的缺陷，导致古井集团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只有国有资产大部分退出，才能使企业再次焕发生机。他表示，希望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转变经营理念、改善治理结构，推动古井实现新的辉煌。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冠冕堂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背后，王效金其实另有“小九九”。

　　有知情人士指出，古井集团发展到今天，王效金居功至伟。但是，古井集团国有企业的性质，注定王效金只能是高级 “打工仔”，一旦退休，只能“抱憾离开”，难以带走企业“一草一木”。相较自己的巨大贡献，这种不改制带来的预期结局，实在难以让王效金心理平衡。

　　基于此，年届花甲的王效金对改制的渴望极为迫切，并不遗余力予以推动。其背后蕴含的，是其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逐”以及对国有企业的“监守自盗”。古井集团下属的九方制药有限公司改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2003年5月，得知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准备进行改制的消息后，王效金多年的朋友、北京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潘某专程上门，请王效金予以支持其参股九方制药公司的经营。

　　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后，潘某希望最大限度压低九方制药公司的净资产值，以便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股权。2003年下半年，潘某3次来到王效金的家中寻求支持并送上110万元人民币。同时许诺，如果九方制药公司净资产评估能评到1000万元，他会给王效金一些股份。

　　利益驱动下，王效金经多次指示安排，最终将九方制药公司的净资产由2200万元下调到1000万元。由此，北京市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仅增资1000万元就取得了九方公司50%的股份。

　　据了解，此次改制中，王效金先后收受潘某所送人民币200万元、美元2万元，并不顾其他高管反对一次次满足后者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慷公家之慨为私人谋取巨额利益。

　　最吸引外界眼球的，是古井集团整个改制工作。在王效金的积极推动下，深圳某集团成为第一个合作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王效金更是不遗余力。

　　2003年下半年，深圳某集团董事陈某，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负责收购古井集团事宜。在签订了关于缔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备忘录”的当晚，陈某就送给王效金10万元，请求对收购一事给予关照。其后不久，王效金将有关情况向亳州市领导汇报，表示倾向同深圳某集团进一步接触，并建议亳州市政府给陈某发考察邀请函。

　　同年11月，陈某接函后来古井集团考察，王效金应陈某的要求帮助安排与亳州市政府领导会谈。在此期间，陈某送给王效金10万元，并请王效金尽早促成亳州市政府领导到深圳某集团考察。

　　当月下旬，王效金随亳州市政府考察团到深圳某集团考察。为感谢王效金对收购工作的支持并希望其继续关照，陈某再次送给王效金10万元。2003年11月23日，亳州市政府与深圳某集团签订了产权改制框架协议。

　　旁人买古井，王效金缘何如此不遗余力推动？随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其中深层动因。

　　2004年2月25日下午，古井集团根据与深圳某集团的谈判初步成果，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审议并最终通过改制方案。

　　方案显示，将古井集团不良资产剥离，保留优良资产，经过评估作价，以净资产为基数，让出60%股权给深圳某集团。余下40%在内部分配，然后以员工拥有的这4成古井集团股权，再设立一家新的投资有限公司，作集团的一个股东，以此实现古井股权多元化。

　　该方案规定，在这家新的持股公司中，普通员工占股60%，管理层占股40%。但方案中出现了员工与管理层分配股权悬殊的问题——普通员工每人仅有3万股，而王效金一人则有1000万股。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据参与者回忆，当时很多职工为了宣泄对分配方案的不满，竟然跑到王效金所居住的别墅边烧纸钱，放鞭炮。从外地赶回“灭火”的王效金大怒，回家后气得灯都没开。

　　与此同时，和战略合作者的谈判也进行得不顺利。在转让价格上，深圳某集团和亳州市政府发生了分歧，最后谈判不了了之。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古井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的合作也没有结果。

　　由此，王效金曾经对于古井的种种“念头”，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一言九鼎”的背后

　　王效金在古井集团可谓一言九鼎。号令之下，无人不从。也因此，很多行贿者对王效金“银弹”开路，总能心想事成。

　　王效金缘何有如此权威？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很多古井员工眼中，王效金就是古井的精神支柱。“没有王效金，就没有古井的今天。”

　　此话并非言过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古井酒厂厂长后，王效金便开始展现惊人才能。最具说服力的是，“降度降价”的经典营销案例。

　　据介绍，1988年，国家实行白酒计税基础价调价政策。“古井贡酒”从14.5元一下子调到了48元一瓶。王效金意识到，如此高的价格已经超出了当时消费者的购买力，将会变得空前难卖。

　　事实证明了王效金的判断。1989年初，白酒业一片萧条，各种名酒都开始滞销。此时，王效金推出“降度降价” 策略予以应对：将古井贡酒的度数降下来，同时也将销售价格降下来，让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由此，在当年的名白酒企业中，古井成为惟一一家效益没有滑坡并一跃成为全国工业企业500强的企业。

　　此后，古井酒厂进入高速发展期。1995年，古井实现利税5.95亿元，在全国白酒业中从上年的第三位一跃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次年，古井先后在B股和A股市场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白酒类上市公司。1997年，古井集团的发展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白酒的利润当年达3.14亿元。集团也由此成为国内知名大型企业，1999年，其总资产已近百亿元。在最辉煌的时候，古井集团上缴利税曾超过亳州市整个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光芒之下，王效金让人无法不仰视，其也成为古井集团乃至亳州市超重量级人物。此后，在《古井报》上，可以看到以各种形式宣传王效金的文章，像“给王厂长画像”、“王效金故事”、“王效金的经营之道”、“董事长信箱”等，专栏就有若干并连续几年推出，而“向董事长学习”、“向王效金学习什么？”、“古井离不开王效金”的社论更是时常出现……

　　有报道称，王效金也在公开场合说，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这个人，效忠王效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古井的发展，是为了每一个职工的发展。

　　据知情人讲，在公开场合，在大的问题上，王效金还是挺民主的，能够听听党委和工会的意见，但落实具体问题时还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甚至，古井集团一旦有持不同“政见”者，其命运无一例外的是被“清洗”。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王效金受贿案的发生，在这一情况下实属必然。耐人寻味的还有，国企“掌门人” 的身份加速了王效金的堕落进程。他曾公开宣称：“我充其量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打工仔，我要为党和国家好好地打工，不然的话，党和国家就会炒我的鱿鱼，把我解雇了。那样，我的人生价值就实现不了。因为我有个打工意识，所以我才能真正做到心理平衡。”然而，目睹不少国企老总因为改制摇身一变成为民企老总、“打工仔”变成“打工皇帝”之后，王效金再也难以保持平衡心态。也因此，从2001年开始，他一直忙碌着古井“既艰难又曲折”的改制问题。可悲的是，一个“贪”字，让王效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如何监管国企“掌门人”？

　　王效金的落马，引发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如何监管国企“掌门人”。

　　王效金对此也是感慨系之。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他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意。他说，20年来，党和政府给了他很多荣誉，然而他却没能把握好自己，从而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深渊。他感到“对不起古井，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党和国家”，一定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他希望那些国企同行能够从他身上吸取教训，用好权，慎用权，同时也希望上级机关加强对国有企业掌门人的监管，别再让其他人像自己一样，权力不断膨胀，最终得不到控制而跌入犯罪的深渊。

　　一位国资系统内部人士说，现在很多国企虽然名义上实行公司化的治理结构，但实际往往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或只有国有股，监督机制缺位，缺少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制衡。国企领导和一般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同，不仅掌握着“人权”，还掌握着“财权”，在企业里拥有绝对的权威，往往很容易摧毁企业内部的监督体系，从而产生各种违规行为。而且在地方上，只要企业能做大做强，地方领导就满意，对企业负责人的其他行为也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时候，腐败就会趁虚而入。

　　面对王效金案，人们必须深思：国有企业的权力监督体系该如何构建？

　　“国企由于产权惟一或产权不明晰，往往造成各级负责人责任不清，以权谋私。只有引进不同的投资者、产权多元化、多方竞争，才能针对重大决策的表决、执行和监督形成内部的制约机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张，关键要引进外部监督者，比如会计师事务所等独立机构，不能仅依赖于企业的内部审计或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审计。此外，还应聘请独立的董事、监事及财会人员。

　　胡星斗还认为，必须加强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监督。“必须给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企业的重大决策应该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保职工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企业核心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落实公司化的治理结构，确保分权制衡机制的运行，是专家就国有企业权力监督体系的完善给出的建议。

　　(摘自《法制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