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告诉记者，从医学角度上看，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不外乎三种，即“红黄白”。“‘红’是指血液传播，‘黄’是指不洁性行为，‘白’是指母婴传染。”他说，如今感染艾滋病的人群，尤其是城市人群中，由不洁性行为引发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希望性知识的普及更加广泛，避免这种方式传播艾滋病毒。”

　　非常让人欣喜的是，对于艾滋病人的态度，超过六成受访学生都很宽容，认为身边如果出现这样的同学“可以接受”，约两成的受访学生觉得“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还有两成学生觉得“不能接受。”

　　“可怕的是艾滋病病毒，不是艾滋病人。”天津外国语学院大二学生李阳(化名)说，艾滋病人需要大家的关爱，让他们生活在充满爱的氛围中，一是利于病情治疗，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

　　李阳说，她是一名青年志愿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扛起防治艾滋的宣传重任，不久前她还和很多伙伴一起参加了艾滋病日研讨活动计划，并制定出下一步的调研和宣传计划：针对大学生日租房问题进行调研，向日租房主赠送安全套，并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性行为教育工作……

　　别谈“性”色变

　　本次调查中，有一道调查题目获得了所有受访者完全一致的答案，那就是“你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性知识够吗？”412名受访者清一色地选择了“非常不够”。

　　其中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性知识的普及工作不仅仅应该由学校和社会来完成，父母应该成为子女的第一任性启蒙教师。

　　“这一点，我们中国的家长做得的确非常不够。”天津大学大一学生楚楚(化名)记得，她在四五岁的时候就问过妈妈“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获得的却是“捡来的”答案，此后的生活中，父母对于性的话题也是讳莫如深。

　　“这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啊。”楚楚说，在高中的时候，她通过网络和图书馆看到了一些性教育的科普读物，发现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说清楚，我们的父母就是非要藏着掖着，搞得我们越来越好奇。”和楚楚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超过五成的学生，他们渴望和父母师长平等开放地交流性话题。

　　“我从哪里来？”几乎所有的孩子到了三四岁，有了“自我意识”，都会向父母抛出这个“烫手的山芋”。

　　概括起来，中国父母用四招对付孩子，一是骗：“石头蹦出来的”、“捡回来的”。孩子还是纳闷，捡回来的，又是谁生的？二是斥责：“小孩子问这么多干嘛？”孩子惶恐，难道问问哪里来也不行吗？三是拖：“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至于说进一步向孩子解释性器官及功能，更是中国父母“不可能完成之任务”，甚至在电视上出现亲热的镜头时，大部分家长都会仓促间换台。

　　调查中，一位正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大三学生在问卷上写下了他心目中这道题最为完美的答案，这个答案是由美国公共健康政策专家安吉拉对女儿做出的：“女孩长大以后，会嫁给爱她的男人，这个男人给她一颗爱的种子，进入她的身体里，会和她自身的另一颗爱的种子结合。结合的种子，在营养的滋养下，逐渐长成一个婴儿，就是妈妈肚子里的孩子。”

　　超过半数的受访学生更加向往西方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交流方式，他们希望父母能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适时地准备一些性知识科普读物，并和自己分享，然后交流读后感，“儿子和爸爸聊，女儿和妈妈谈。”

　　专家 高校防艾 责无旁贷

　　天津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项目主管韩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局面是，艾滋病已经进入了快速增长期。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性观念较前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生处于性活跃年龄，而他们处在学习阶段，加之大多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尚不具备良好、稳固的性交往条件，所以有许多人在这一阶段会选择多性伴生活方式，进而使得他们更易受到艾滋病侵袭。因此高校应该做好防艾抗艾的知识普及，定期组织活动，让防范观念深入学子之心。(任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