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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向林

　　芬兰是一个地处北欧的小国，在芬兰独立之前，曾先后被瑞典和沙俄统治过。但别看它国小人少，它却被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我在踏上芬兰国土之前，因为“廉洁意识”的先入为主，潜意识里感觉到芬兰人一定循规蹈矩，尤其是公务员，我几乎把他们想象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下了飞机后，我所接触到的芬兰人并不是我先前所想象的那样，他们热情开朗、有礼有节。比如我们在机场出安检门时，由于团队里有人等行李走得比较迟，在等候的当儿，我找了一个允许抽烟的地方抽起了香烟。刚把香烟点燃，这时来了一个机场警察模样的芬兰人，他冲我友好地一笑，然后也摸烟来抽，不巧的是他的烟盒见了底。我急忙从随身所带的烟盒中掏出一支递给他，他道了声谢，接过香烟就抽了起来。还用英语称赞中国的香烟口味不错。

　　经过简单的交谈，我得知他名叫伊诺维奇，是安检部的负责人，他也算是我交上的第一个芬兰朋友吧。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朋友多了好办事，谁知伊诺维奇却并没有卖“交情”给我。有一个团员因行李超大，被伊诺维奇拦下要开包检查，显然，开包一件件地翻行李是件麻烦的事，想到我与伊诺维奇的“一烟之交”，我就上前替同行者求情。但伊诺维奇却一点也没给面子，对我的求情置之不理，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好不容易检查结束，我们一行出了机场大厅，在外面等出租车。适逢伊诺维奇也下班了，汽车启动后，他专程开到我们面前与我打招呼，微笑着祝我们一行玩得愉快。我心里还因刚才的事而不快，敷衍了他几句。等他走远了，我才嘟哝着说：“真是狗脸亲公，说变脸就变脸。”导游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解释道：“你不知道芬兰人的性格，他们工作归工作，交情归交情，分得很清楚。芬兰公务员都流行AB制，即在工作中演A角，在生活中演B角，互不混淆!”

　　在芬兰游览的几天内，我真切地感受到芬兰人演绎的“AB制”。他们也注重人情往来，但并不把这种人情往来带到工作中去。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越南的商人想在赫尔辛基选址开店，按规矩要进行招投标。那位越南商人事前带着礼物拜访了一位负责招投标的官员。但在招标时，却没有得到那位官员的关照，最终落选了。越南商人不服气，就到廉政公署投诉，廉政公署的官员却说：“礼物是你自愿送给他的，代表着私下的交往，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证明出与工作有关系，我们不光治他的罪，还要治你的行贿罪。”那个越南商人哭笑不得。事实上，他并不了解芬兰人，在芬兰有个习俗，不接受别人所送的礼物就是对别人最大的不尊敬！但接受了礼物，你想让他们给你开“绿灯”，门儿都没有！

　　西贝柳斯是芬兰最伟大的音乐家，他的交响曲《芬兰颂》是芬兰独立的精神象征，芬兰人为纪念这位芬兰民乐之父，在波罗的海最美的海滨建造了一座西贝柳斯公园，里面的标志建筑是不锈钢管浇铸成的风管，海风一吹，就能奏出美妙的音乐。西贝柳斯公园不仅吸引了国外游客，就是本国的游客也流连忘返。

　　我们到了西贝柳斯公园后，遇到了赫尔辛基市文化局的一位官员，他是来此视察的。他对我们这些游客相当客气，还主动为我们讲解芬兰音乐文化史，介绍西贝柳斯的生平及其杰出贡献。他陪同我们参观游览了近两个小时。之后他看了看表，抱歉地对我们耸了耸肩道：“我得回去打卡了。”

　　又不是早晨上班，打啥卡？面对我们一脸的不解，那位文化官员笑着解释：“我陪你们游览的两个小时属于我私人的工作，我得从出勤卡上把这两个小时扣去，不能算是公干时间，等到节假日时我得把这两小时补回去。”他的话让我们目瞪口呆，一时难以理解。但顿悟过来后，又不由得为他们的“AB制”叫好，被他们公私分明的精神深深感动！

　　芬兰人的公私时间分得很明确，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下了班后就全部归于“B”角，而对“A角”的事情不闻不问。有一天晚上，我们从赫尔辛基的火车站步行回旅馆，路上看到了一个醉酒的芬兰中年男人。在这里，我还要着重介绍一下，芬兰由于所处的纬度极低，冬季漫长，为打发时间，芬兰酗酒的人非常多，特别是到了寒冷的冬季，四处都可以看到醉态百出的醉汉。

　　那个醉酒的大汉就躺在大街上，我们从他身边走过时，正好遇上一位下班回家的警察，他没有对此不管不顾，而是主动下车，从醉汉口袋里掏出了证件，查清了他所住的地址，然后费力地把他搬上了车，打算开车送他回家。汽车在我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如果他们只是“AB角”的互换者，那么他完全可以打个电话或者用对讲机叫一个值晚班的同事就行了。所幸，他们该分得清角色时就分得清，分不清角色时，仍是以工作为重，并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没有当“芬跑跑”。我对芬兰人的敬意油然而生，而且发自心底！

　　(摘自《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