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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东然

　　作为一部贺岁电影，《桃花运》符合了热闹红火的“年夜饭标准”，笑料丰富，喜感十足。影片讲几个女人寻找爱情的故事，李小璐扮演的“拜金女”竭尽全力，只一心要把自己嫁入豪门；坐拥大笔遗产的富家女“宋佳”，偏偏只对“农民工厨师”情有独钟；梅婷扮演的“剩女”却有传统坚硬的守节观，在“海归”男友的背景之下，更在这问题上纠缠不清；知天命之年却主动抛弃了丈夫的高姐(元秋饰)，给一个小了自己十几岁的男人骗得心甘情愿，倾其所有；还有“被离婚”成单身母亲的“邬君梅”，直到同是受害者的“姐妹”找上门来，仍没有想清那个情真意切的“完美先生”是不是真就骗了自己。

　　电影里的女子一个个粉墨登场，嬉笑怒骂间透出的执拗和本真里，总能找到《我们俩》中那小马的影子。可即便如此，《桃花运》还是让人觉得和通常意义的“马俪文电影”有太大的距离。

　　多数人心中的“马俪文电影”开始于那部根据张洁小说改编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当年，这部名字另类冗长的影片，算得上中国电影年度最重磅的催泪弹。再后来，马俪文又拍了《我们俩》，一年半时间跨度，春夏秋冬各拍了一小段，从从容容中却到处是朴素和节制，真挚和隽永叫人过目难忘。

　　于是想象中的马俪文的电影就该是那样子，细腻，安静，温情，甚至有些与世无争。可马俪文说，她并不满足于拍这样的电影，甚至坦言，之前《我们俩》和《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之所以成功，更多靠的是电影题材本身的讨巧和平易，“谁没有远在家乡的老父老母？没有初到这城市打拼时的孤苦彷徨？这样的题材本身，注定了叫人没法拒绝。”

　　不仅如此，在她自己眼里，《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虽然广受好评，给自己带来了荣誉和掌声，但终究都是有严重缺失的作品。

　　她告诉我：“之前的那些片子，也就是十几万、20万元的票房，寥寥的几个拷贝。拍完了最多不过是导演带着各处展映交流一下，再就是评评奖，如此而已。谈不上院线，谈不上发行，没来得及有一部电影应该有的生命循环，就早早一边卖给了电影频道，一边出售了DVD版权，草草终结了电影本身的生命。能做到收支平衡就已经超水平完成任务。这不是正常状态下，导演应该有的创作方式。所以，我愿意有机会去尝试更多完整的商业运作过程，不跳进河里学不会游泳。”

　　于是转眼间，马俪文真就挤进最热闹的贺岁大军。2007年的一部《我的名字叫刘跃进》，算是小试牛刀，因完全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影片里难免少了些马俪文自己的身影。2008年就有了眼下的这部《桃花运》，看得出，这次更是马俪文自己真刀真枪瞄准了年末贺岁档。

　　但对那些专门到她电影里寻找“感动”的人来说，《桃花运》难免会叫他们失望。马俪文自己也笑言，很多朋友看了《桃花运》，都跑来向她质疑这片子的“诚意”。于是，她总这样告诉人家：“我抓我要的鱼，不管多么困难，怎样滑手，我都尽力抓住它，然后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最好的厨艺烧了给大家。鱼可能烧得不合口味，可也不是换了种烧的方式，就少了烧菜人的用心。”

　　关于《桃花运》创作本身，马俪文否认这故事全是为简单商业贺岁概念而来的应景之作。她说商业运作能作为作品借力的工具，但不能全成了作品的初衷，她告诉我：“最初是被一些报纸上的婚介诈骗案吸引，去采访了很多的案件当事人，就想为什么那些女人就那么容易给骗到，甚至真相大白之后，都还觉得自己在骗局中也是有所获得的。甚至仍旧对那个骗了自己感情的男人抱着幻想。这点给我触动最大，我想去关注和呈现的，就是这种女性内心情感上的缺失和渴求，于是才构思了这个剧本。至于进入商业完全是后话，我当初都没有想到这个本子能得到这么大的投资，做到这么大的规模，很意外，至今觉得很幸运。”

　　然而，《桃花运》的拍摄开始就几经波折。但现在，即便谈到挫折，马俪文也一直说自己的幸运。她告诉我：“《桃花运》这样一部电影，突然就面对了资金撤回、演员变动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能够一路走下来，最后能完成并如期拿给观众，已经是足够欣慰的事情。当初突然叫停，剧组的人都走光了，我一个人足足在那个酒店里多待了10天，可还是无能为力。那时的感受才是真正的不幸和绝望，之后的一切自然都只是幸运。哪怕这部片子的商业性本身就意味着眼前还有一段不太好走的路等着我，多点麻烦，多点遗憾，但有机会走上这段路就已经很知足了，人总是要向前走的。”

　　马俪文不否认自己也眼看着《桃花运》在创作中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尤其那些为了应付很多客观变动而来的剧本调整尤其叫人心疼。但她相信，这些遗憾不是商业运作本身的必然。

　　“剧本最开始确实是在讲一个颇有魅力的小男人，如何周旋在5个各自有不同情感缺失的女子之间的故事。现在完成的电影里，‘骗’的成分已经减了2/5，幽默中的黑色和锐度也都磨掉了不少。回头总结，遗憾或许来自我对于商业运作本身的不熟悉，或许是影片本身存在问题。但最毋庸置疑的是，不能说遗憾和商业运作本身有怎样的关系。”她说。

　　不同于更多偏向个人化创作的导演们，遭遇商业洗礼后，通常都急于要把自己的种种退让和妥协都归结到商业和市场的无情上去，马俪文不仅否认正常的商业运作过程是对作品构成伤害的直接原因，甚至在她眼里，商业运作往往是让作品走出那种很个人、很隐私状态的最好药方。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那种意味深长又有些伤感的调子，可又很害怕别人看了这样的作品，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要关心你的那些说不清又辨不明的东西呢？’于是对我自己而言，参与商业运作过程的额外好处在于，总能让作品和时代与社会当下联系得更紧密些。我始终不认同正常的商业流程会对电影构成本质的伤害，反而没有商业参与的创作，对我是一种不满足的缺失。”她这样说。

　　在她看来，无论是对于导演自身，还是对于整个电影产业，能否游刃于商业运作之间，发挥出商业运作于电影本身的积极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功力。作为导演，是谈不上为商业牺牲什么的。

　　“任何游戏都有规则，胜利的那一方肯定就是在各方面都协调得最妥帖的人。如果有一些想法或者在审查过程上造成了障碍，或者在投资方的立场有了困难，我是很容易做出自我调整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世界这么大，这么精彩，用心总能够讲出诚意十足打动人心的故事。况且作品很多时候和时代互动最重要，这次拍摄《桃花运》的过程也让我更清晰地认识了这一点。比如电影刚刚选景就赶上了汶川大地震，于是恢复拍摄时，我就在剧本里加了‘宋佳和李晨’那对相对温情甜蜜的故事线索，还有‘梅婷’的结局也更皆大欢喜。就是想，这样的一年末，一定要多点温暖给大家，这样的正常改动，不但不遗憾，反而自己都觉得很值。”

　　马俪文也说，拍摄《我们俩》的那段日子，对于创作者实在是十分惬意的享受：封闭在一个小院子里，一年走过了四季，摄影机的位置都不动一动，不紧不慢地等自己想要的东西出来，心很静。相比如今的《桃花运》，一波三折竭尽心力之后，还要面对上映后的纷纷扰扰甚至冷嘲热讽，商业道路确实不好走。但她也说，不会因为耳边少了叫好声，就否认了自己选择的方向，推翻了自己付出的努力。她始终相信她还是那个“小马”，还是在往前走，今后找到对了自己胃口的故事，还是会一往无前地一猛子扎下去。

　　“只不过，有人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就捞到了珍珠，有人手给刺到才捞到珍珠，有人可能真的一辈子都在玩水，不过他要是能把这过程权当成了健身，那就只是收获的不同而已。如今面对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习惯这么想。”她说。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