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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杨光斌

　　毛泽东早就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美国一家著名思想库的箴言是，人就是政策，政策产生结果。看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深刻地认识到人之于成事的重要性。

　　正因如此，共产党才历来重视干部作风建设，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河北省花大力气整顿干部作风，尤为及时与必要。毕竟，通过作风整顿而形成的道德压力并进而可能形成的道德自律，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干部的责任意识。

　　不过，标本兼治，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知道，干部作风只不过是一套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是体制和制度安排的外化表现。因而，只有改革与干部作风密切相关的体制，干部作风才能得到根本的持续性好转。否则，整顿之后，便可能死灰复燃。

　　那么，有哪些最重要的体制关系到干部作风呢？

　　首要的当然是用人制度与监督制度。一个完整的权力流程包括权力的产生(上游)、权力的行使(中游)和权力的监督(下游)，也就是干部的产生过程、干部作为以及对干部作为后果的监督。要使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监督必须从权力的源头做起。也就是说，不管是直接选举的干部，还是间接选举的干部，以及被任命的干部，都必须真正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为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完善内部的制度建设，同时，对于干部的每一个项目和每一个工程，都必须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审计。因此，建立真正能约束干部行为的权力机制，是转变干部作风的根本。

　　其次，加速行政体制改革。目前，各级政府部门设置依然具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即还有各种以行业和产品为基础的主管部门。正常来说，行政部门应该是政策的执行者，只努力追求政策执行的效率。但是，因为决策机制不健全，在很多场合，实际情况往往是部门决策，政府背书，很大程度上行政部门成了政府的决策部门。这就使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部门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利益之上。

　　不仅如此，由于行业和产品的交叉性，必然导致部门的重叠、功能的交叉与利益冲突。在市场经济下，这些行业主管部门很容易演变为该行业或产品的利益代言人，并因利益冲突导致机构之间的矛盾——有利益的事大家争抢，要负责任的事相互推诿。

　　为此，必须加速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厘清部门职责，方可使干部作风得到真正转变。

　　第三，建立一套责任制规则。没有缜密的责任制规则，干部所履行的政府职能就变成了权利和权力，而不是责任。三鹿事件，典型地反映出一些干部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而麻木不仁的背后则是缺少责任制规则，使得少数公务员把政府权力当作实现自己私利的“事业”，而不是履行政府职能与责任的手段。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