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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仲伟宁

　　仲伟宁：你当年在北大读的是历史，为什么要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董倩：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每问一次都引起我的思考。学历史，当你是十几岁的孩子时，面对历史的感受，和你到了40岁的时候再看历史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学历史是“不得不”，因为我报的是北大英语系，可是英语系对专业分数还是有要求的，我那次考试英语成绩一般，但是我总分够了北大的提档线。我要么去二类学校上英语系，要么就留在北大读一个文史哲。

　　命运往往受一些莫名其妙因素的影响，我考大学那年，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特别风靡，那部小说就是以北大为背景描写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把北大的学习生活和感情生活描写得非常唯美。那个时候我就想，就冲这部小说我也得去念，只要能留在北大就行，最后只有文、史、哲、考古这些专业可以选择。想来想去，历史有故事，还是学历史吧，就这样进了历史系。

　　但是一到了历史系才知道，历史不是故事，是理论。当时我住的是36号楼，隔壁就是英语系学生，每天跟她们一块出去，我心里就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最心爱的东西，只能每天看着别人去接触你最心爱的东西。当时几乎每天都是含着眼泪，这样过了好久好久。第一年我根本没有调整过来，很绝望，沉浸在失落里面出不来，不好好学，也学不进去。所以，我就觉得第一年很快就那么过去了。

　　但是北大的图书馆给了我很多，我经常逃课去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太可爱了，我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有些书我读不很懂，就复印下来回家自己再认真读。还有北大的未名湖，现在想想仍然是美的，春夏秋冬每次季节转换的时候，我都去湖边绕一绕。在北大四年没找男朋友，和我一起去湖边散步的是我下铺的同学。再就是上滑冰课的时候，老师把我们放到未名湖冰上自己滑。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北大的篮球馆，也是在未名湖旁边，我们常常在那儿打篮球。

　　北大就像母亲一样，她包容一切，你爱这儿也好，不爱这儿也好，她用她的气息来感染你，她就是给我这种感觉。我可以不喜欢历史系，但是我非常喜欢北大，它就是一种氛围，让你感觉到你周围的人每天都是行色匆匆，每天都有一种求知的、向上的朝气。

　　20世纪90年代初的老师对学生好得一塌糊涂。我们有一个讲明史的老师，名字叫什么我都忘了，姓张，永远穿一身洗得已经发白的蓝中山装，苍白的头发，往讲台上一坐，就讲明史，我对他的印象极深，老先生的风范是无人能比的。英语系的老教授很倜傥，即便年纪大了，身板也永远那么直，穿衣服永远都是那么精神。历史系的老师相对穿中式的衣服比较多。

　　仲伟宁：我特别羡慕你的经历，北京八中毕业后读北大，然后又在央视的各个著名的栏目做记者和主持人，像《焦点访谈》、《东方之子》、《新闻调查》、《央视论坛》、《新闻1＋1》，觉得你一路走得很顺利。

　　董倩：一点都不顺利。外人看都觉得顺利，其实并不是。我进了电视台，当时根本不懂电视，连什么是编辑机都不知道。我所熟悉的是在自己家里看到的电视节目，而远远不是“电视”本身。进每一个栏目刚做的时候，我都是以一种达不到基础水平的状态进去的，要踮着脚尖才能够摸到基础水平线，甚至这样还摸不到。后来我才知道，在电视台是没有人主动辅导一个新人的，不懂的就要勤着问，赔着笑脸勤着问。北大的四年养出来了清高，还有比别人多上几倍的自尊，甚至是傲慢。当我每天看着办公室的同事出出进进忙这忙那，自己却像根木头一样傻呆呆地坐在分给我的办公桌前不知所措时，一切轰然倒塌，取代它们的是自卑。

　　我干了三年半的《新闻调查》之后，我觉得自己原地踏步，虽然对所有社会问题都有所接触，但我接触的都是点，整个行业整个系统是怎么回事，系统之间是怎么经纬纵横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接触的都是个案。我得金话筒奖的时候，要不是编导耿志民在后台做缜密的思考，根本没有我什么事，我实际上就是完成了他的意思。所以，我离开了《新闻调查》。它是一个好机会，它可以让人迅速地成名，但是我执意要走，我说什么都得走，我必须走。

　　我就想，我要找一个途径，或者出去学习，或者找一个新的平台，让我每天能接触新闻，让我不得不去看。正好2003年5月新闻频道成立，出现了一个《央视论坛》，领导找上我说你能不能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不见天日，不像《新闻调查》那样每天接触大量的人，鲜活的，一线的，有意思的。《央视论坛》每天都在演播室，每天就是眼前那两个专家，进行枯燥的探讨。而且，每天光资料就有两指头厚，A4纸，密密麻麻的，谈税收，谈财政政策，谈货币从紧。要不然就谈我们国家的整个养老体系、卫生保健体系、教育体系。你要把自己变成每个领域的专家，然后你才能懂。最起码要粗放地了解咱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攻克不了，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障碍。不懂怎么办？看材料！一宿一宿地看，我当时住在台里的宿舍，每天晚上看着天黑，然后又看着天亮，每天几乎都是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去录像，人迅速地瘦下来，很好的减肥方法。

　　另外，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因为我不懂，所以听。要是一上来我什么都懂，我就容不得你说了，那就是我说了。比如说我现在做了大量的演播室的评论节目之后，再做《面对面》的采访，领导老跟我急，说你能不能少说点话，让对方多说点。说你不再适合做《新闻调查》记者了，你什么都知道。刚做评论节目时，什么都不懂，迫使你认真地听。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打磨之后，渐渐开始懂了，一懂了反而听得就更有意思了，一开始就是为了听而听，因为别人得看着你啊。渐渐听懂了之后，你就要听他说得有没有道理，马上就能提出问题来。如果你不听，牢牢按照自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问的话，你永远不会进行深入的交谈。这是我的看法，到现在我仍然这么想。所以，我觉得在《央视论坛》做陌生的话题太艰难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艰难，但是艰难往往是人成长最快的时候。

　　仲伟宁：你心目中好的采访是怎样的？

　　董倩：我自己认为棒的采访，就是我自己对这个事特别清楚，从头到尾问的问题，一点都不跑题。漂漂亮亮的半个小时全做出来了，编导不用怎么剪辑，这是我最喜欢的。我不会因为别人说我采访好，我就说它好，那可能是经过剪辑出来的，不叫本事。有一些采访我问了一个小时，还在边缘呢，出现那种情况我回到家后背都会疼，急的！怎么就油盐不进呢！我就琢磨，先找找自己的原因。

　　现在演播室做直播主要是我跟岩松，我们俩会商量，岩松你想说什么话，我要通过我的一切准备，把你说的这个观点给烘托出来，给你添柴点火。但是真正的采访不是的，不管是专家也好，普通人物也好，你没问清楚，人家就会跑题。他跑了以后，你得给他拉回来。所以，为什么说要学会倾听，不听根本就不行，你想走神都走不了。所以说掌控能力特别重要。

　　中央电视台标准的底线是不出错就行，所以你只能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第一不出错，第二要稍微精彩一些，第三在有限的直播时间内充实更多的内容。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访谈是做不了直播的，30分钟再加上短片，再加上广告，再加上打断，再加上片头，所剩不多了。虽然不是直播，但是心里要有一种直播状态，不能一味撒开了问，摄像每一次换带子我心都特别紧，我不希望我的访谈在一个小时之外，包括《面对面》。《面对面》就是录一盘带子，录多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编导可以断章取义。如果你很强，提问一环套一环，往前走，他剪都剪不掉。《新闻会客厅》特别好，它基本上没法剪，它是一个纯访谈式的，对记者要求高，因为你要呈现出最有价值的内容。

　　仲伟宁：2007年你去了耶鲁学习，这么多年你都一直梦想着出国吗？

　　董倩：我真的特别想走，我几乎每一年都想走，到了2007年我终于可以走了。内心经历过一个从喧嚣到归于平静，从虚幻到理智的过程。一开始我周围的同事都走，全都是去美国，人都是要比的，你走我也走。我觉得工作和人之间就跟男女婚姻一样，你开始觉得对方还不错，慢慢接触以后觉得越来越有可取的地方，越来越离不开他。但是你心里面还有对其他美好事物的追求，你要压抑着它，就像井喷一样，你越压它，它蓄势的能量就越大，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走。

　　到电视台工作十几年之后，我知道我要走一定是有目的地走，而不是说仅仅为了出国读个学位，听上去好听。我哪怕就去那儿待一年，什么都不干，我去看，我看我愿意看的，去接触，接触这个社会。美国在制度上、文化上、经济上都很强大，为什么？我想知道。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去耶鲁大学。申请去一个学期。其实我去了以后，就是看、听，跟不同的人接触，在外国人堆里生活，这是第一次。一直说中国强大了，要融入国际社会，我想看看我能不能融入。通过这半年我发现不容易，关键是文化上，语言太重要了，你没有语言，一切无法交流。

　　美国的媒体不管是节目的样式还是主持人都特别自然。在美国的经历，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早晨起来，电视里出现的都是年轻的姑娘，穿得漂漂亮亮的，越往夜里衣服的颜色越深，主持人的年纪越大，男的越多，女的越少。后来我知道，原来在重要的时间段中出现的都是男人。我回中央电视台一看，我也是在重要时间段出现，我是女人，由此我就得出这个结论，我也挺重要的。

　　(摘自《我所珍惜的：30位北大传媒人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