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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钊

　　政府“减副”能否成功执行，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中组部和中编办执行政策的决心和信心，另一个因素是地方政府对于不执行政策是否受到处罚的判断和估计。

　　近年来，政府副职过多成为媒体和网络关注的焦点。河南省新乡市、辽宁省铁岭市、湖南省平江县副职和助理扎堆儿的问题，先后被网友曝光，“打副”成为时髦词。2009年初，中组部、中编办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称，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要求各省区市政府原则上不配备助理，省级以下政府不配助理。

　　不久前，吉林省政府发布人事任免文件，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目前该省仍有10名副秘书长在职。吉林省也成为第一个实施“减副”的省份，吉林的率先之举能否成为此次政府“减副”改革的风向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副职过多的“公地悲剧”

　　副职多在中国的公共领域是一个普遍现象。副职为什么这么多呢？原因只有一个，官僚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官僚预算最大化是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官僚行为的一个基本模型，其含义是指官僚会有动力扩大预算规模。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扩大权力范围，增加编制和人员，增加领导职位数量来实现自身利益。

　　中国的副职数量多，很显然是一个上级官员和下级官员“合谋”的必然结果。下级官员有向上晋升的动机，更高的职位意味着更高的待遇、更高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上级官员也有提升下级官员的动机，只有通过官职的控制和提拔，他们才能够激励下属工作。与此同时，副职越多，意味着他们自身权力越牢固。原因很简单，副职数量增加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化，权力分散化会导致正职权力重要性的增强。

　　于是，官职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数量和范围应该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官职尤其是副职数量是由官僚自身决定的，他们的选择逻辑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不过，这种“公地悲剧”是针对民众和社会而言，对于官僚本身而言，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另外，政府副职多还与政府所管辖的事务过多，以及政府构成部门设置过多也有一定关系。例如，一个市长要管理80多个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由于管理中的控制幅度问题，显然很难实现真正的管理，必然使得一个市长要求有若干副市长来协助其管理。由此可见，副职过多也与政府对社会干预过多，政府机构改革不彻底有密切关系。

　　当然，副职过多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与政府编制和职位的软约束有关。即人大没有发挥好监督作用，法律法规不够明确，或者将职位设定权授予了官员自身。没有了约束，再加上中国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副职过多成为常态。

　　政策执行的关键

　　应该说，中组部和中编办的文件和政策，是解决中国副职过多缺乏约束现象的一个重要举措。它表明，中国今后的副职过多已经不是一种合法现象，而是政府要进行革除的弊病。

　　那么，此次政府减少副职能够成功执行吗？地方政府是否会采取策略行为来应对中央的政策？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政府“减副”是否会成功。

　　这一政策的执行，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组部和中编办执行政策的决心和信心，另一个是地方政府对于不执行政策是否受到处罚的判断和估计。事实上，这两个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成功减少副职，并非没有先例。2004年9月，中央出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此后党委开始“减副”。经过近4年的努力，全国从省委、市委到县委，都减少了副书记的数量，实现了一正两副的政策。

　　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之后，必然要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这样看来，与上次党委“减副”相比，中组部和中编办这次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副秘书长和政府助理，政策的层次和规格都没有减少副书记的高。

　　如果中组部和中编办能够实施严格的政策监控机制，并且拟定政策执行的时间表，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督，这一政策被执行的可能性就会较大。因此，中组部和中编办是否有后续的执行计划和评估监督计划，直接关系到减少副职的政策能否执行。

　　“减副”政策执行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政策本身的清晰程度。对于地市不配置助理，政策已经很清晰，但是对于省级只是强调“原则”，而对于副秘书长的配置并没有明确的约束。什么样的副秘书长数量属于配置过多，什么样的数量属于配置过少，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必然给地方留下了较大的灵活空间。

　　这种政策执行的灵活性，有其好处和优势，各地方政府可以进行自由探索，为中央的统一政策奠定基础。但是也会存在问题，很多地方可能不会执行这一政策，或者是象征性执行这一政策。例如，吉林省对于副秘书长数量的减少，基本上都是对兼职副秘书长进行了精简，但是对于专职副秘书长没有精简，专职副秘书长仍然达到10个。

　　此外，政府部门中的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过多，这一重要的减副行为并没有成为此次关注的重点。很可能很多地方政府在减少助理的同时，提高副省长、副市长和副县长的数量，使得减少副职的政策失败。

　　事实上，此次“减副”应该参照国务院的架构设定。国务院在1981年实行机构改革之前，副总理数量一度达到了13个，副秘书长更多。但是经过7次机构改革，国务院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组织架构，即1名总理，4名副总理，5名国务委员，1名秘书长和9名副秘书长的格局。并且形成了《国务院组织法》和《国务院工作条例》，使得国务院组织机构法定化。

　　国务院管理的事务较多，尚且可以以较少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达到管理目的，何况地方各级政府，他们的管辖范围较少，事务类型并不复杂，应该可以参照国务院的机构配置实行“减副”。

　　“减副”能否“雨点比雷声大”

　　政府副职过多，有其合理的原因，即政府管理事务太多，政府干预范围太大，政府边界不清晰；也有其不合理的原因，即政府官员追求权力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以及行政首长权力太集中等。解决副职过多的问题，关键在于政策和措施是否能够对症下药。

　　这样看来，减少副职是一项综合工程和系统工程，其实质是对政府进行精简和瘦身，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约束政府过多地干预社会，避免政府过多谋取自身利益。因此，“减副”政策能否“雨点比雷声大”，关键在于两个制度保障，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约束制度，另一个是将减少副职纳入整体性政府改革框架中，真正实现减少副职和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改革相结合。

　　要真正实行对政府约束，就需要加强对于政府领导班子配置情况的约束。中组部和中编办的政策，基本上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来实行减副。在未来，要真正实现“减副”，避免地方政府的策略行为，应该在自下而上的约束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要发挥人大的作用。应该是人大决定地方领导职数和编制数量，而不是地方政府自己。各地人大应该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组织实施条例，对于各级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员配置约束法定化。一旦法律和法规明确，也就为监督提供了最好的基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还应该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为契机，要求所有地方政府将人员配置，尤其是领导班子的配置公开，以便于公众获得知情权和行使监督权。对于副职的监督，一旦与政府的“三定”方案结合起来，就能够起到更好的监督作用。

　　为了避免政府将一个地方的臃肿减少之后，其他地方臃肿，如减少助理和副秘书长之后，副市长、副县长、办公厅副主任，或副市级和副县级干部等增多。这就需要将减少副职纳入政府改革的整体框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全面性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副职过多的土壤和环境。政府职能减少了，政府管辖范围减少了，政府干预减少了，自然所需的副职也会减少。

　　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约束，还是政府的全面改革，似乎都没有形成有利因素。可以说，减少副职的改革动力不足，增加副职的激励较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副职过多仍是地方政府的普遍现象。

　　减少副职是政府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政府改革成功的标准。但是，减少副职仍然任重道远，还需要积累各方面的改革动力和积极因素，共同为减少副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够真正达到减少副职的目的。(摘自《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