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60岁的彭光涵站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海棠院里，胸中有股“重新解放”的激动劲儿。

　　彭光涵耳边响起1977年深秋，原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的一席话：“文革”结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们要尽快恢复侨务机构，先把“庙”建立起来。你留下来帮我建这个“庙”吧！

　　彭光涵被点将，成了新成立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简称国侨办)的秘书长。他的第一项工作，是从北京市政府手中要回被称为“侨委大院”的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院。

　　1949年10月，刚成立的中侨委就是在这里挂牌成立，住在附近的老百姓遂将这条胡同称作“华侨胡同”。

　　1952年，时任中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彭光涵一家搬入“侨委大院”里的海棠院。

　　在彭光涵大儿子安哥的记忆里，海棠树的树冠把这占地约有一亩的院子的大部分都遮住了，春天开花时，满院花香。

　　当年，中侨委的干部大部分是来自马来亚、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地的归国华侨。安哥记得，有个叔叔打篮球的时候常穿一件黑背心，前胸和背后都印着一只跃起的白猫。回国参加革命前，他曾是泰国黑猫俱乐部的主力队员。

　　1970年6月，中侨委被撤销，有“海外关系”的侨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篮球场空了，热闹的“侨委大院”冷清下来。

　　没变的，是如雪般的海棠花随风飘落，年复一年。

　　周恩来签署保护侨汇命令

　　20世纪50年代，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断传入海棠飘香的中侨委大院。

　　在南方侨乡，“华侨有钱，有侨汇的都不是好东西”在不少土改干部中流传。有的土改队把侨眷抓起来，甚至用刑，迫使其写信向华侨求助，汇款赎人。

　　有的侨眷没有一亩地，但因为有侨汇而被划成地主批斗；不少侨眷担心挨斗，纷纷写信给海外亲人不要寄钱回家，有的接到了侨汇单却要将汇款退回；有位华侨寄回些钱给病故的红军师长哥哥修墓立碑，遭到乡干部的反对，说“资产阶级的钱不能用在烈士身上”。

　　在泉州，海外华侨寄钱回来，村干部比侨眷知道的还早。汇单前脚到，村干部后脚就进了家门，他们提出种种理由让侨眷出钱“做贡献”，修路、买公债、投资，就连小学校缺几根竹竿、村里搞宣传买纸，也找侨眷。

　　村干部说，金山客(华侨)在金山(泛指海外侨居地)开铺赚大钱，侨汇是剥削来的，农会要点合情合理，也是对侨眷的改造。

　　彭光涵记得这样一组数字：1951年9月，广东省的侨汇收入比6月减少了1/3。广东四邑地区的侨眷收到了侨汇单不去领，而是把侨汇冻结在香港，被冻结的侨汇占该地区侨汇总数的40%。

　　中侨委很快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把侨委的人员召集在一起，非常生气地问：“怎么还在争论华侨寄钱回来，接受侨汇是不是剥削，是不是合法的问题？这是多么幼稚的问题！”他最后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发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不是可执行可不执行，而是命令，必须执行。”

　　1955年2月23日，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下发：华侨接受侨汇合理合法、利国利民，他们对自己的合法收入具有所有权，可用于生活家用，也可用于婚丧嫁娶，是否存款完全自愿。

　　这张命令在广东、福建侨乡广为张贴，署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