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3

　　文革浩劫过后，我从青年变中年，季先生则从老季变季老。

　　1994年，年届83的季老应邀到泰国，参加曼谷华侨崇圣大学的揭幕庆典。我那时正好在该校执教，受校方委托参加接待季老一行，有缘与季老在泰国度过了难忘的10天。

　　华侨崇圣大学是由泰国著名侨领郑午楼牵头，由华侨华人企业家出资创办的私立大学。之所以起名“崇圣”，用郑午楼的话来解释，“圣”就是中国的孔子，“崇圣”就是尊崇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另外，泰皇普密蓬•阿杜德是当今的“圣上”，作为泰国的华侨华人，就应该尊重王室，对泰国的恩惠有所回馈。

　　华侨崇圣大学的揭幕庆典十分隆重，泰皇陛下亲莅参加，还邀请了许多世界名流。季老一行被奉为首席贵宾，他带了秘书李铮和北大历史系年轻教授荣新江。另外还有美国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台湾104岁的摄影家郎静山，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香港大学前校长黄丽松，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曾汉民，校长助理卢长铃，著名教授蔡鸿生，汕头大学校长林维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黄辛白，秘书长高履端等。一时群星璀璨，冠盖云集。

　　3月25日，季老应邀在曼谷世界贸易中心作《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演讲，成为庆典的压轴节目。演讲厅里，座无虚席。曼谷侨界的重要人物和硕学大儒都来参加，郑午楼先生也来聆听。

　　季老的演讲把世纪文化分为4个体系：中国、印度、阿拉伯文化是东方文化，从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是西方文化。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用哲学家的语言说，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的特点是：整体观点，普遍联系；西方的分析模式正相反。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在尖刻的分析模式指导之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解决的办法就是“天人合一”，同大自然交朋友。季老指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必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季老的演讲令人发聋振聩，犹如一股春风，吹皱湄南河的春水。以后一段时间，季老演讲一直是曼谷知识界议论的热门话题。

　　季老在曼谷只呆了10天，除去一来一往的2天，实际只有8天。就在这短短的8天里，季老却写了七、八篇关于泰国的散文，平均每天一篇。他哪里来的写文章的时间？每天的活动日程都是安排得满满的，早上8点我到宾馆接他，晚上10点送他回去歇息。原来是他习惯凌晨4点起床，然后作文，即使外出，也积习不改。当他回到北京后，曾将这些散文寄来，叫我送去曼谷的中文报上发表。文章抄在稿纸上，是季老亲笔手书，笔划十分工整。我将季老的文章送交报社，样报出来让我大吃一惊，错别字连篇，惨不忍睹。因为泰国军人统治时期禁止中文教育，所以中文人才断绝，中文报社的排版和校对，全靠泰北国民党93师残部办的中文小学培养的学生，中文水平很低。我不忍心将这样的报纸寄给学风认真的季老，况且报社也没发稿费，便将此事瞒了下来，附带在此作一个交代。好在这些文章在国内已经发表，并收入《季羡林散文全集》。

　　故事4

　　我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当客座教授的时期，受郑午楼先生委托，替他写一本传记。传记写好后，我请饶宗颐先生为《郑午楼传》的封面题字，饶先生欣然允诺；我请季老写一篇序，季老也爽快答应。非但如此，季老还主动提出帮我再看一遍文稿。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动。早年我当学生的时候季老就为我修改过文章，现在我已经是教授，季老依然肯替我再度修改文章。何况他现在名气这么大，工作这么忙，年岁这么高，《郑午楼传》有20多万字，要花费他多少精力和时间。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之师，终生之父。”我从季老身上感受到慈父般的温暖。

　　经季老改过的《郑午楼传》交到了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处成语用得不够规范，季老已帮我订正。季老说，国外不好买中文工具书，他让他的秘书李铮先生寄了一本《汉语成语词典》到曼谷送给我。

　　故事5

　　1998年，季老的长篇巨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出版了。季老利用他到中山大学参加纪念陈寅恪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带了一本给我。扉页上题曰：赠立生老弟。我当时不在国内，是由别人转交的。接到季老的赠书，我既感激又惭愧。我能作为季老的弟子已是三生有幸，岂有资格和季老称兄道弟？

　　我仔细拜读了这部洋洋83万言的学术论著，对季老治学的认真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季老从英、法、德、俄等语言的“糖”字皆源于梵文Sarkra，证明印度最早制造出砂糖，然后传到中国、埃及、西方。后来中国又将砂糖净化为白糖，白糖又转输入印度，所以印度称白糖为“中国的”。季老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每天跑一趟图书馆，查阅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著作，遍阅中外典籍，包括经史子集、农书杂着，野史笔记、敦煌卷子、佛典医书等，多达几十万页。当时计算机尚未普及，查阅数据全靠手抄笔录，头脑记忆。可以相见他倾注了多少心血。他采用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做到“言必有据，无证不信”。追溯砂糖的传播途径，勾勒出文化交流的轨迹。这样的治学方法，饶宗颐称之为“竭泽而渔”。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的学者，治学能做到这一步的，恐怕亦是凤毛麟角。

　　故事讲到这里，我自己已经激动不已，季老的学风就是这样认真，我只有仰天长叹：呜呼，见贤思齐，何时我也能达到这种境界！(中山大学段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