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门鼎盛昭青史 梁密庵先贤五代印尼创业记(2)
情倾革命密庵公
梁密庵(1880—1940年)，讳玉枢，梁映堂之长子。年青时随父亲在巴城经商，温文儒雅，广交社会贤达，有古代孟尝君之风。
1905年前后，孙中山到南洋各地宣传革命，号召国人以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设共和为使命。梁密庵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成立民国”的革命纲领，在巴城与同仁创设“寄南社”，出任社长。后经侨贤谢良牧、梁鸣发等革命先进之介绍，梁密庵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寄南社”改为“华侨书报社”，社员扩大为一百多人，更具规模，实为同盟会在巴城的联络处。梁密庵身为巴城“华侨书报社”社长，积极在印尼各地发展“华侨书报社”52处，会员多达数万名，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并发动华侨募集捐款资助祖国革命。
据新加坡华人著名学者颜清煌研究的资料记载，从1908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南洋华人社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活动的中心。其中由梁密庵等领导的印尼“华侨书报社”捐献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经费几乎占总数的30%-40%。当时孙中山为巴城“华侨书报社”亲笔题签，并亲书“努力进前”四个大字立轴嘉勉。革命元勋、同盟会领导人黄兴曾访问巴城“华侨书报社”，亦书赠“是式南邦”，立轴留念。
革命先进李协和、许汝为、章太炎等南来到巴城访问“华侨书报社”，受到社长梁密庵等同仁的热情款待。当章太炎在此见到孙中山先生为“华侨书报社”的题书，不禁肃立良久，长揖泪下。因其时袁世凯窃国，国父孙中山题书在祖国多被摧毁。
梁密庵在父亲回乡养老之时继承父业，扩展业务，加设“德瑞栈”，广购房地产，名震一时。谁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船舶交通便利，欧美货物源源不绝而来，巴城房地产及商品等大幅跌价。梁密庵之商务亦深受影响，不得不采取行动整顿收缩。1923年，梁密庵决定返回梅县松口家乡，专门料理侨汇业务，而印尼所经营各项业务则交给长子梁锡佑接班复兴。
1910年，同盟会香港总部筹画新军起义，急需经费。梁密庵闻讯，即把“华侨书报社”筹集的港币五万元通过银行汇回香港，汇票由梁鸣九带往香港。但他所乘轮船在海上遇难，梁鸣九葬身鱼腹，汇票亦告消失。梁密庵获悉噩耗后几经波折，才领回汇款，旋派遣巴城“义成学校”刘子芬老师专送五万港元汇票回国，资助广州义军起义费用。
1911年3月29日同盟会广州起义前夕，起义指挥部需巨款急用。巴城“华侨书报社”全体同仁四处募捐但已来不及。对此十万火急之形势，梁密庵毅然将父亲梁映堂在银行所存十万银元之巨款提取，应急支持革命党人的广州起义。其时，他担心父亲责怪便出走星洲。梁映堂知悉儿子出走原因后，对儿子为国为民的义举深表赞同，当即让友人到星洲携带梁密庵返回巴城。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嘉奖梁密庵踊跃输将、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卓越功勋，于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初一日颁发“旌义状”，以褒扬之。
1918年，国父孙中山到梅县松口视察，谢逸桥、谢良牧昆仲和梁密庵等以同盟会员身份欢迎，孙中山曾在谢氏昆仲之“爱春楼”下榻三天，并亲临梁密庵之“承德楼”欢叙。
抗日战争时期，国光中学内迁，梁密庵不但将“承德楼”无偿提供给国光中学、松口中学作校舍，直至1986年才陆续迁出，历时半个多世纪；还热心出钱出力，为家乡培育人才的教育事业贡献良多。
1940年，梁密庵病逝于印尼雅加达，享年六十岁。梅县松口家乡民众为纪念他对辛亥革命所作出的巨大功绩，于1941年在松口中山公园内建造一座“密庵亭”，将国父孙中山的“旌义状”及民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林森、于右任、陈立夫、何应钦、戴传贤等题词镶嵌于内，以流芳百世，光耀千秋。
家风世传耀门庭
辛亥革命功臣梁密庵有四个儿子；锡佑、铨佑、铣佑、锟佑。
梁密庵之长子梁锡佑(1904—1990年)，年少时曾先后就读于巴城八华学校、梅县松口中学、广州岭南大学，品学兼优。他曾在岭南大学读书时，以田径、排球选手代表赴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
1923年，年方二十岁的梁锡佑在岭南大学深造时，便应父亲梁密庵电召返回巴城接任商务，挑起重整家业之重任。其时，他面对荷印经济不景气的局势，当机立断地将祖父在巴城大南门创办的“德瑞商行”结业收盘，旋在原址组建“润发公司”，身任创办人兼主持人，其弟铨佑为经理，经营建筑器材和五金业，初展鸿图。随后，他又在加拉旺产米区宁高洛开设“协益米厂”，并在巴城与其叔父经营电影公司，共创设四家戏院，事业红火，声望日隆。
自1923年起，梁锡佑先后担任巴达维亚中华商会董事、中华会馆第三十五届理事兼财务委员会委员、巴城“华侨书报社”执委会副主席、巴城“义成学校”董事兼学务委员、荷印华侨促进中荷贸易专门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为团结侨商、推动中华文化教育、协助发展中荷贸易及支持抗日活动而殚精竭力。
1937年，抗战军兴，年方三十开外的梁锡佑出任巴城《天声日报》副社长，出钱出力，在报纸上大力宣传抗日义举，号召广大华侨华人捐钱捐物支持祖国抗日战争。
1942年3月，日寇南侵，巴城沦陷，梁锡佑与印尼各地五百多名侨领被日寇逮捕，关进芝马圩之“国际集中营”达三年半之久，身心备受摧残，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始恢复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锡佑重新恢复“润发公司”商务，并设立“隆发汇兑庄”，使中断多年的侨汇复原，协助华侨汇款回国资助家乡亲属。
梁锡佑在商务之余，还继续全力参与侨团和中华文化教育工作，先后出任雅加达中华总会常务理事、《天声日报》董事、《自由报》董事。并于1950年、1952年两度出任雅加达中华商会理事长，热心倡办侨校和雅加达的各项公益事业，不遗余力。1952年，他蝉联雅加达中华商会理事长任内，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三个月。
他曾于1952年、1966年两次前往台北晋见蒋介石。1975年，梁锡佑在雅加达举行七秩晋—暨德配潘淑容双寿华诞庆典，蒋中正等台湾政要纷纷题词祝贺。
印尼独立后，由于政治因素，梁锡佑曾三次被印尼当局逮捕囚禁，备受折磨。1965年，他将“润发公司”业务交由儿子世桢、世誉主持，自己则留居香港，从事国际贸易。期间，梁锡佑先后在台湾成立“泉通有限公司”和香港“万顺企业公司”，代理玻璃、水泥、钢材和水管等各家产品，业务精进。
1968年，印尼政府允许私人开办“民族特种学校”，可教授一课华文。热心教育的梁锡佑当即与丘成绍等贤达在干冬圩创办“崇德民族特种学校”，鼎力捐助办学经费，并出任名誉董事长。
梁锡佑还于1971、1973年先后两次出席第八、九届世界华商贸易大会，以及参加世界客属第二届恳亲大会和华侨总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代表印尼地区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梁锡佑在事业有成之时，不但全力为巴城侨团的成立、发展和社会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行仁乐善，捐资赠物；还情系故园，为梅县家乡的各项事业慷慨解囊，捐资修桥筑路，为兴建梅江河上的松口梅东桥鼎力资助巨款；并先后为松口中学母校捐建教师宿舍及校门。
梁锡佑元配潘淑容女士梅县南口镇遐迩闻名的客家围龙屋十厅九井的“南华又庐”名门望族，是闻侨潘祥初之孙女、潘荫庭之女儿。她与梁锡佑结婚后，举案齐眉，相夫教子，治家有方，乐善好施，悉心培育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儿承继家风、服务社群。
梁锡佑于1990年在雅加达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梁锡佑的二弟铨佑，广州岭南大学毕业后，在印尼经商；其三弟铣佑服务军界，抗日战争时立功获得多枚奖章；其四弟锟佑，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在香港经营工厂。可谓：梁氏四兄弟造福社会，光耀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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