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嘎味”屡试不爽

　　与“听力老师”的交流常有障碍。一次在北京打车回家。那时我住燕山酒店公寓，上了车我习惯地说：“去燕山饭店。”“好，没有问题。”司机爽快地回答。天色已暗，一天的劳累后我在车上闭目养神。不一会儿车停了，只听司机在打发票。我警觉地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胡同，面前的建筑体闪着昏暗的灯光。不对啊，周围不是这样的，根本没有我住的大厦。是不是我的发音不标准，司机搞错了？于是我重复了一遍地址，并尽量咬准音直到司机恍然大悟。终于，多花了30分钟付了双倍的价钱到家了。第二天在公司描述我的遭遇，同事们哈哈大笑。吸取了教训，从那以后我便改说去人民大学，人民大学鼎鼎大名，离我家仅300米左右。

　　我一直很羡慕我的一位老乡，他时任奥地利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他所有的办公语言、会议记录都用中文，甚至与奥方顶头上司的谈话要点也用中文记录。我很清楚与他争高下就算到将来也是自不量力的。不过，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除了新疆、西藏)的我，目前至少可以分辨出不同的口音。说到方言，北京的儿化音我说得最溜，如“北海后门儿”，我一有机会就忍不住拿出来晒晒。我掌握的上海话的第三个词是“徐家汇”，上了车我潇洒地甩出“喜嘎味(徐家汇)”，屡试不爽。

　　中文的情趣我在台湾也极有体验。那次参加高雄市龙舟赛，我们是唯一一支外国友人队伍。为鼓舞士气，我们的加油口号就两个中文字——“啤酒”，极富力度和节奏，响彻爱河。想到庆功会上的啤酒，比赛时我们力大无比，最后我们如愿登上了冠军宝座。

　　该出口时就出口

　　确实，汉语表达方式丰富，许多词汇很类似，这让我很头疼。一次，我在酒店里向服务生索取冰块，不料他却直接用英语问道：“先生，请问您要大瓶还是小瓶？”他把我说的“冰”硬是听成了什么“瓶”。还有一次在聚会上，我与一位中国朋友试着聊家常。我问：“你有耳朵吗？”他一本正经：“有。”“几个？”“一个。”“你呢？”他反问我。“我没有。”而一旁的听者早就扑哧扑哧笑得前俯后仰，我却蒙在鼓里。“你是想说‘儿子’吧！”一语道醒梦中人！原来我一时把“儿子”和“耳朵”混淆了。冤枉，其实我懂，“儿子”绝不是“耳朵”，“耳朵”也绝不是“儿子”，可偏偏在关键时刻就说乱了嘴！就是这样，我在日常的实践的碰撞中摸索着逐步提高汉语水平。但在生意场上，我是乖乖地免开“尊口”的，最多限于“您好、谢谢、再见”之类，其他的一概让代理翻译。因为生意场上的语言是绝不能出错的，否则自己把自己卖了还不明白是怎么卖的！在生意场上，我实践的格言是“沉默是金”。

　　一天，我们照例去一家客户做产品展示。对这样的展示，之前我们已演示了上千次，每次都是同样的重点，就连客户的问题也几乎是相同的。可这次的讨论怎么听上去不一样？代理对公司的产品技术胸有成竹，不经我解释就抢先回答了客户的提问。凭感觉，我意识到代理在答非所问。为维护公司的形象，我“该出口时就出口”：“等等，X先生想知道的是另一性能数据吧！”刚才还是激烈的讨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大家的眼光齐刷刷地打在我和代理身上。对方领导小心翼翼有点抖索地问：“您会说中文？”哈，总算偶尔也能为自己赢得面子。

　　做个真正中国通

　　认知不同的习俗和文化差异是我汉语学习中的又一难点。

　　一次去买票，来到售票窗口。售票员问：“几张票？”“两张。”我轻声答道。由于隔着玻璃，我又辅助做出“2”的手势。这下可帮了倒忙，只见工作人员起劲地数了8张票，我纳闷为什么要数8张呢，她已准备撕下，我急了，连忙用英语纠正：“No，no，two。”并再次以“2”的手势，在她眼前定格。她终于搞清了我只要2张票。回去的路上，我想着为什么她将“2”理解为“8”呢？一拍脑门，原来是我的手势误导了她：我们奥国的“2”，在中国却是“8”！

　　汉语博大精深，我要学的太多，可惜至今没有机会系统地学。如今在上海，总部厚爱地专项拨款给我们上课，可我是拿飞机当日常通勤工具的“飞行工作者”，平均每两天飞一次的密度叫我怎么腾得出档期。所以，将来退休后我要在上海的大学学汉语，做个老留学生，做个真正的中国通！(奥地利·柯迪马 翻译/周闻捷 图/杨宏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