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昭礼：不该遗忘的百色起义领导人 遭军统暗杀

　　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致函闽北、闽南临委：“决定闽省暂时划为闽南、闽北两区……闽北临委定书记陈昭礼。”

　　百色起义后，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工作难以展开，“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爱国侨领陈嘉庚于1940年拜访李济深时，李愤慨地说：“余所派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行至崇安界，被……暗杀……”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事后亲自赴闽“灭火”。

　　开国初，周恩来问潘汉年和梅龚彬：那个叫“小周”( 陈希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

　　陈昭礼、陈豪人、陈希周(小周)、陈才--四个名字，四种不同身份，谁能想到他们实乃同一人呢？让人嗟叹的是，其人其事，在党史、军史上被淹没太久。

　　百色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陈昭礼，1907年生于福建福州南台大庙山。1923年负笈上海，考入复旦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带领同学参加五卅运动，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

　　1926年12月，北伐东路军入闽，陈昭礼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福州，并于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1927年3月，陈昭礼代表福建党组织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其谦和、诚恳的为人，出众的才能，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

　　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福建党组织遭到破坏。7月，陈昭礼和陈明临危受中央密派，分头回闽北、闽南，负责重建党团组织。不久，全省共产党员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

　　1929年3月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闽西、闽北武装暴动风云四起，全省出现空前有利形势。5月中旬，因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罗明路线”中的罗明--笔者注)患病，经中央批准，陈昭礼任代理书记。

　　1929年上半年，蒋桂冯阎爆发大混战，桂系先胜后败。7月，蒋介石任命原桂系倒戈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四编遣区主任。俞、李回师南宁后，采取了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措施，受到蒋的猜忌和不满。俞、李与蒋的矛盾日趋尖锐，既要反桂又思反蒋，却担心入桂时间不长，立足不稳，孤掌难鸣，迫切希望与共产党合作，于是派人捎话给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到广西予以协助。

　　陈昭礼于是年7月被中共中央调离福建转赴南宁，化名陈豪人(取“好人”谐音，党内则称陈导民)，通过粤系反蒋将领介绍给俞作柏和李明瑞。中央之所以派他先行赴桂，除了他在闽北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在国民党方面的人脉关系也是其中因素。陈一到广西，就积极争取李明瑞等人，赠送《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籍，推心置腹交谈，李表示了殊途同归之夙愿。

　　陈豪人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发动兵运，争取武装力量，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准备。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随后派来的40多名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通过他的职务方便和单线领导，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不久，他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数十名党员任连排长，由此使这支武装掌握在中共手里。他还积极策动俞、李，通令释放“四一二”政变以来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与陈豪人接上关系，并演出双簧：明的是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暗中则由陈豪人掩护和协助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25岁的邓小平已表现出举重若轻、见解非凡的特质。小他3岁的陈豪人则细致谨慎，事必躬亲。中央指示的上传下达，以及党内党外的各种组织工作，大都通过他的单线联系来实现和推动。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陈豪人劝告，与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在南宁誓师反蒋。陈豪人和邓小平积极做好应付俞、李反蒋失败后的一切准备，紧急调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加强对当地农军的领导，利用时机，发展革命势力。10月初反蒋失败后，俞作柏经法属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护照原因滞留南宁。陈豪人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徐冠英等，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发动南宁兵变。

　　10月中旬，拥蒋的桂系军阀悬重金通缉陈豪人，陈却和邓小平率领满载火药与粮草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于10月22日抵达百色，决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右江举行起义，拟定前敌委员会名单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11月2日，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并限定起义日期不晚于192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

　　据张云逸回忆，接中央这份来电时，邓小平已离开百色。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也说：“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22岁的陈豪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和37岁的张云逸经与士兵代表一起研究，认为中央给的起义日期不切实际，建议改到40天后的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

　　邓小平走后第二天，警备第五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随后中央来电，欲让邓小平留桂坐镇，但已来不及追回。

　　起义迫在眉睫，成分复杂的起义部队又处在敌人的监视和包围中，面临决战，思维缜密、办事干练的陈豪人勇挑重担，周密安排：一方面动员、整顿、清洗以旧式军队为主组成的起义部队；一方面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筹措战备物资及经费。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进行革命动员工作，撤换军中的反动军官，采取措施，有效控制了百色县长等危险分子，迅速收缴了百色公安局、禁烟局和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陈豪人领导政治部拟定《中国工农红七军目前实施纲领》、《前委通告》。“实施政纲”第四条日后被证明极具前瞻性：“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陈豪人在住地清风楼指导创办了《右江日报》，许多决策、命令、标语、文告从清风楼传向右江两岸，清风楼成为百色起义的神经中枢。

　　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翌日，陈昭礼和张云逸在平马宣告分别就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职务(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同时就任的有参谋长龚楚、副军长李谦和各纵队纵队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约3000人。

　　后来叛变的龚楚1955年曾出港版《我与红军》一书，书中叙述百色起义：“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突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此时，张云逸军长领导的主力部队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还有部分是文职人员，情况十分危急。陈豪人与许卓、叶季壮等迅速组织反击，由于指挥正确，经4小时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百色保卫战获得胜利。广东省委来信对红七军作明确指示：“平礼兄(平为邓小平，礼为陈昭礼--笔者注)转前委：………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

　　被误解的上海之行

　　后来南宁之战受挫，陈豪人在凤山盘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调整战略部署，决定红七军第三纵队留守右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伺机和红八军会合；第一、第二纵队向黔桂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补给。会后，陈率红七军主力挺进黔南，进攻榕江县城，重创王家烈的“双枪军”。榕江之战是红七军创建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恢复了红军士气，且政治影响甚大。

　　陈豪人向中央建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命邓小平重返广西任此职。

　　6月，邓小平从红八军驻地经东兰到河池，与陈豪人会合，出任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中负全责。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军委决议。

　　党内意见虽有分歧，但陈豪人与邓小平在工作上配合得当。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豪绅化的领导“把持了党及政权，办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选举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当选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会上在争论中，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中央)，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

　　部队整编后，陈豪人仍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师政委，邓小平任军政治委员兼第十九师政委。11月10日，整编后的红七军7000多人，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城市。指战员作战虽英勇顽强，但敌众我寡，融县长安镇一战屡屡受挫，造成重大损失。

　　陈豪人通过实际斗争认识到，执行立三左倾冒险方针是错误的，于是支持邓小平、张云逸从实际出发的意见，放弃攻打桂林、柳州，转向敌人力量弱的湘桂边境发展，以便日后与朱毛红军会合。前委思想认识统一后，红七军渡过浔江，到达福禄镇，通过多民族聚居区瑶山，奔袭武岗，迅速攻占湘桂边境重镇全州。

　　1931年2月，陈豪人和中央特派员邓岗受前委委托，由桂林地下党组织安排，经广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陈豪人此行，曾被误以为脱离组织当逃兵，其实，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就白纸黑字地写着：“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1960年，张云逸在回忆广西革命斗争情况时说：“邓、陈回上海，是通过全州党的地方组织，找到了红七军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黄一平同志，由黄设法使他们秘密地通过白区出去的。”

　　可能正是由于被误会的“脱离组织当逃兵”事件，陈昭礼虽然是当年领导百色起义和创建红七军的一二号人物，但一直默默无闻，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