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深情回忆郁建兴:"建兴,我等你平安回家"

　　直到今天，徐新艺还难以接受与深爱着的丈夫永别的事实。面对还沉浸在悲痛中的郁建兴烈士的妻子，记者实在不忍心让她回忆那些引发其痛楚的往事。

　　“他是我的丈夫，但他属于人类的和平事业。”泪水中，徐新艺，这位坚强的女性，向记者回忆了俩人的相识、相知和16年短暂相伴的人生旅程——

　　我们是在1987年结婚的。当时，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他很乐观，说：“除了一点——我们的相貌不能改变外，知识、命运、生活……都能改变。”

　　但是，他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又从助教升职到教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两地分居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在学院工作很忙，很少回家，孩子小，我的身体又不好，这些难处他都知道。当我问他能不能调到离家近一些的部队院校时，他总是说：“说句实在话，我是太喜欢我这个专业，我离不开这个学院。防化武器的研究很重要，它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它也能给我带来幸福。”

　　为此，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争执，但最终是我向他的坚决妥协了。2002年，我辞了工作，到北京开了一家餐馆，实现了夫妻团聚这个两个人15年来的梦想。到北京后我才知道，郁建兴是这样地热爱他所从事的事业。当时，他的腰椎病已经非常严重，坐都坐不下，晚上睡觉都要我帮他翻身。痛得厉害了，甚至离家几百米都难以回去。他不仅没有回家养病，反而在办公室放了一张小床，实在回不了家时，就住在办公室。我好不容易把他拉到医院，医生说他至少要住40天医院才能起床，他竟然开了点药就回来了。

　　他第一次去伊拉克的时候，我说，最近形势不是很紧，你回来吧。他告诉我，不要孩子气，能代表国家为世界和平事业做点事，对他来说是一种破格的荣誉。这次，伊拉克形势越来越紧张时，3月12日，我给他打电话，盼望他早点回来。他说，我要晚回来，现在工作非常紧张，联合国要挽留我。他还跟我说：“我是代表中国参加化学武器核查，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工作，也关系国家的形象。”

　　他还许诺说，完成这次任务后，就带我回老家，看望母亲和儿子，带我一起度假——结婚以来，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度过假。我在电话里对他讲，我们一家都在等着他平安回家，一起快快乐乐地度一次假。

　　当噩耗从巴格达传来的时候，我不相信这是真的。3月19日，当覆盖着联合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灵柩轻轻地从机舱移至地面，灵柩头端蔚蓝色的联合国徽章，白色的橄榄枝和地球标志映入我眼帘时，我突然间强烈地意识到，建兴，他终于回来了，但他是回来和我永诀的！

　　面对他永远不会再睁开的眼睛，面对他永远不再会绽出笑脸的面容，我才不得不相信，他真的走了！抛下我，抛下78岁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匆匆地走了。

　　我们婚后的16年，两地分居了15年。但是，我知道他对我的疼爱。哪怕为我做一顿饭，办一件很小的事，他都会拿出自己全部的热情。有一年冬天，天很冷，他临走前买了十多条鱼，在院子里用井水冲洗，鱼冻得硬梆梆的，他的手被划破了，鲜血直流，但他一直没吭声，洗干净煮好后放在罐子里。说，我明天走了，这些你们可以吃一阵子。

　　他是我的丈夫，但他不只属于我，也属于他所热爱的事业，属于培养了他的军队和养育了他的祖国，属于他为之献身的人类和平。过去我曾经有过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我懂了，因为，他已用他的全部生命向我诠释了“和平”这个神圣词语的含义。

　　这段时间来，党、国家、军队各级领导，全世界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怀着我们一家，用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尊敬和同情。我为自己失去了最亲爱的人而悲痛难已。但是，我想，我最亲爱的人，已经在最崇高的事业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刚到北京来时，建兴经常带我在防化学院花园里的那条小路上去散步，并告诉我那是一条“情人路”。12日那天，他还在电话里说，“等我回来，到时候我们到‘情人路’上去散步。”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生命中永远等不来的约会。

　　同事谈郁建兴:他是一位优秀的核查专家

　　　我和郁建兴相识是在2000年11月，当时是在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监核会培训，我们一起度过了35天。

　　2002年12月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重返伊拉克。12月15日，我们一同前往伊拉克。伊拉克所有需要核查的地方没有明显标志，全靠地图，很难找到；核查时需要现场快速判断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联合国也很看重这一点。郁建兴工作经验很丰富，联合国对他很看重。

　　化武核查任务很重，涉及化工厂、水泥厂、食品厂等多处设施。特别是化工厂，有害气体很多，必须穿气密性很强的防护服。进入2月份，当地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一个设施核查完，通常要一天，非常累。经常是晚上六七点钟才能回来。当天的核查报告还必须完成，一个报告中就要核实几十页的数据，工作量很大。

　　有一次郁建兴去矿山，沙尘暴很大，灰尘很多，必须要戴防尘设备。但野外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完成任务就比预定时间推迟了2小时，晚上9点多才回来。回来后，他接着写核查报告。巴格达时间和纽约时差5个小时，写完后必须等纽约总部上班后再发，要等到总部核实准确后才能休息。

　　在伊拉克生活十分艰苦，最大的享受就是吃国内带去的几十包方便面，不但是因为吃着觉得香，而且因是国内带去的，觉得很亲切。到3月初时，方便面快吃完了，我们每次便合吃一包。晚上执行完核查任务后，能吃一包方便面，感觉就像过年了。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环境下，武器核查工作所受压力很大，3个月共核查了四五百个设施。郁建兴干活很麻利，其他人写报告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他既快，而且质量很高，化学武器核查组的领导非常器重他，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伊拉克工作。

　　2000年在法国培训时，郁建兴的腰第一次发病，走路要歪着走才舒服。今年1月中旬，他的腰病又犯了，我劝他请假，但他考虑核查工作已进入高峰期，硬是不干。我们睡的是沙发床，他想换一个硬板床，但这个要求一直没能满足。他从来不把腰疼的事告诉领导。疼得厉害时，就趴在床上写。郁建兴非常敬业，非常严谨，始终主张用事实说话，凡事要有依据，不带任何偏见。

　　3月12日，我回国的那天，郁建兴和我告别，说两个星期后北京见。没想到，回国途中就已从媒体上得知他遇难的消息。

　　记者谈郁建兴:噩耗传来,合影竟成的唯一珍藏

　　伊拉克时间13日下午5时许，正坐在办公室内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接到驻巴格达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的一个电话：“大使阁下，来自中国的武器核查员郁建兴今天在完成核查任务返回巴格达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遇难。我们马上派人到使馆接你们到运河饭店，(由我们)向使馆通报有关情况。”

　　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令张大使和使馆其他人员悲痛万分。因为，郁建兴与核查小组签订的3个月合同下个星期就要到期，届时他就可以平安回家休假。

　　没有再等到核查小组派来的车辆，张大使立即委派赵广龄、马忠平武官和我赶到设在巴格达东郊运河饭店内的武器核查小组总部，了解事故原因以及联合国的善后处理事宜。张大使本人留在使馆，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通报发生在伊拉克的不幸事件。

　　到了戒备森严的运河饭店后，驻巴格达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的最高官员格瑞高里克带着我们径直来到他位于运河饭店3层的办公室。

　　自从去年11月27日联合国恢复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以来，运河饭店就成为记者“盯梢”的重点。每天早晨和晚上，饭店门前和会议厅内都聚集着大批记者，搜寻和等待证实各种消息和传闻，但绝对不得靠近核查人员的办公室。

　　这一次，记者作为使馆工作人员可以借机一睹庐山真面目，但此时的心情却无法因此而变得兴奋；相反，得知同胞遇难，内心无比沉重。毫无意识地迈上去格瑞高里克办公室的狭窄楼梯之际，我回想起与郁建兴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作为常驻巴格达的记者，我们早就知道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里有中国人。但因为核查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不许与记者接触，所以，我们只好不与他们联系，避免给他们带来麻烦。

　　除夕晚上，使馆举行联欢会，邀请了当时正在伊拉克的两名中国核查人员参加，其中之一就是郁建兴。我看到他后，非常兴奋，心想一定要从他那儿打探一些消息。但不知是我喜形于色，还是问的问题太敏感，引起了他的怀疑。“你是使馆工作人员？”戴着眼镜的郁建兴笑着审视我。“当然是！”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放松了警惕的郁建兴这才开始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他是江苏人，今年38岁，这是第二次到伊拉克执行核查任务。

　　刚说到这里，使馆二等秘书杜根起走过来打招呼：“新华社大记者也来了。”我的“伪装”一下子就被郁建兴看破。“看你就像记者，还骗我说是使馆的人。我什么也不跟你说了。”

　　不过，公是公，私是私，联欢会结束的时候，皮肤黝黑的郁建兴还拉着我和另外一名核查人员合影留念。

　　没想到，我们的这张合影照片竟成了唯一的珍藏。

　　新闻背景:

　　据有关部门介绍，自1991年联合国对伊拉克开展武器核查以来，应联合国邀请，我国先后有26人次赴伊拉克履行核查和监督任务，参与对伊武器核查。

　　1998年1月，我国派出第一批专家正式赴伊参加联合国的核查工作。2002年11月27日我国再次应联合国邀请派出专家赴伊拉克执行核查任务。

　　目前，联合国监核会还有中国专家12人。中国专家在核查中表现出的很高的专业水平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一直受到广泛好评。联合国出于核查人员“地域分布尽量广泛”的考虑以及中国专家的出色表现，十分欢迎中国核查专家。

　　联合国监核会是根据1999年12月安理会通过的第1284号决议，于2000年初建立的，主席是瑞典人布利克斯。截至目前，监核会在全球50多个国家共拥有300多名生化、导弹方面的专家。

　　(以上文章均原载于新华网，作者：徐壮志、曹智、马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