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下午，当最后一部电影《幸福时光》结束时，著名独立制片人蒋樾略有些伤感地说：“出了这里的门，就没有这么多的观众，没有这么大的银幕，没有这么好的地方来放映这部片子了。”为期一周的“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对于中国的纪录片人来说，感觉就像找到了家。

　　这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影展

　　3月21日晚8点，昆明，云南省博物馆露天广场上，人们又一次看到了久违的露天电影。纪录片《背篓电影院》和《雪落伊犁》带着人们温馨的记忆，拉开了“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2002年立春”的序幕。

　　这是国内第一个由博物馆举办的纪录片电影节。短短几个月里，93部参赛片子纷至沓来，22部入选作品的制片人和制片小组自费参加电影节。云南省博物馆馆长、影像展组委会主任郭净感动地说：“中国的纪录片人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节已经太久了，他们需要自己人的鼓励。”

　　有人曾问郭净：世界上每两天就有一个影像展，你们怎么还要办一个？郭净说，在云南，与纪录片相关的行动已做了很多年。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云南大学与德国合作成立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是迄今为止亚洲惟一的影视人类学专业机构，它培养了大批学生，使云南的纪录片制作和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此外，省博物馆主办的以影像表达为主要形式的讲座，以及多个文化教育机构联办的“昆明影像论坛”，为展示云南纪录片的成果提供了平台。所以，这次电影节是这些行动坚持的结果。

　　近年来，国内影像展渐成风气，但刻板气派的体制内影展和活泼松散的民间独立影展之间缺乏沟通，甚至相互排斥。它们中间需要一个对话的平台。博物馆作为公益性社会文化机构，有责任也有必要充当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对话的中介。在国外，人类学影像展都是由博物馆举办的。而在中国，重“物”不重“人”，重“有形遗产”不重“无形遗产”，重“固定展览”不重“动态展示”，仍然是博物馆界的风气。“所以，我们试图寻找一种途径，创造一个多样的空间，让不同的声音在这个空间里对话。”郭净说。

　　本届电影节在公正、开放、宽容、合作的姿态下，完全按照一个国际经验的电影节方式来进行，展示了中国纪录片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内容包括中国最早的家庭电影、中国最早的民族志电影、80年代的中国纪录片和90年代的中国新纪录片。

　　蒋樾说，这个“民间的”、“平视的”、“不排斥的”电影节让他感到“很舒服”，因为这里没有“独立”或“官方”的色彩。

　　本届电影节评委、著名纪录片人段锦川认为：“这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影展。”

　　镜头对准边缘人物和底层生活

　　本届影展，22部入围片子角逐出3个奖项：《在一起的时光》(北京独立制片人沙青)获大奖“青铜奖”，《厚街》(广州独立制片人周浩、吉江虹)获新人奖“黑陶奖”，《学生村》(云南电视台导演魏星)获评委会特别奖“幻面奖”，同时，该片还获得了观众最喜爱奖。此外，大会还设立了特别奖“云之南”奖，该奖授给了新中国民族志电影第一代导演、71岁高龄的杨光海先生。

　　人们认为，这3部片子的获奖，“显示出评委非常明确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就是“关注纪录片背后作者的态度”。

　　评委、诗人于坚看完全部的片子后，感到十分吃惊：“在一个灵魂缺失的时代，这批片子却保有了灵魂。不虚美、不隐恶的中国古典精神在其中得到存在。它们体现出的精神和尊严仍将是中国纪录片未来的方向。”本届影展评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顾问白海思博士说：“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那么多人在做纪录片。他们的每部片子都发出了一种声音，每部片子都有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影展参赛者中来自民间的纪录片人有47位，占全部参赛人数的一半以上，而获奖的3部片子中就有两部为独立制片人制作。由于没有商业化和播出的压力，独立制片人往往把镜头对准中国社会体制之外的边缘人，倾听他们的心声与情感，尊重他们自由表达的权利。

　　所以专家认为，这些纪录片的诞生之所以重要，首先体现于作者们对底层民生的真切关怀。虽然在国际纪录片界，拍摄边缘人物与底层生活并非构成作品成功的要素，但在中国，在充斥着歌舞升平、粗制滥造的电影和电视肥皂剧的主流影像文化之外，这些记录着一闪即逝的芸芸众生的粗糙影像，因为创作者蕴藏其中的社会良知而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纪录片必须走主流的道路

　　本届影展，两部有关都市人群的片子《我属蛇》和《夜莺不是惟一的歌喉》引起了极大争议。《我属蛇》讲述了上海一个同性恋爵士歌手的生活。《夜莺》则记录了成都两个画家和一个诗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作者自己就是那个诗人。虽然两部片子技术上相差甚远，但其题材的边缘性，包括被拍人的裸体镜头，使一部分观众认为：“猎奇和无所顾忌的拍摄手法，是对道德肆无忌惮的破坏。”而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这两部片子的入围，本身就显示了大会提倡的多元、宽容精神———“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不喜欢的你的片子，但你的片子有放映的权利”。

　　此次影展的片子因“镜头对准的是那些默默的、没有也不懂得表达的人群”而遭到观众质疑。他们认为，不管纪录片人如何追求心理上的平等，但事实上被拍摄者和拍摄者之间是不平等的，影像直接记录的方式带有侵略性，许多被拍摄者并不知道影像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于如何尊重和保护被拍摄者隐私权和肖像权这个触及人类学纪录片的两难问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邓启耀说：“首先，我要向纪录片人致敬，因为他们是敢于面对社会真实的人。在这个不粉饰、不虚假的行业里，他们站在地域的边缘，承受着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的拷问。这个问题终于被中国人自己提了出来，并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

　　段锦川说：“好多故事片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窥视癖，但纪录片涉及到生活中的人，在道德上就得考虑，纪录片不是靠揭秘来获得意义的。所以我只拍公共空间，不涉及私密性。我不需要用你的隐私来构成我的影片。”

　　此次参展的影片代表了当前中国纪录片的水平和现状，但内容单一和边缘。专家认为，社会绝不排斥纪录片创作个性的丰富多彩，但中国纪录片要想有出路，必须走主流的道路，主流就是今天。不能为了记录逝去的文明，而失去对现存文明的记录。在世界纪录片市场上，纪录片强势生产国的纪录片，多数都是记录今天的生活、主流的生活。边缘类的节目是探索，是方法的突围，是获奖。而真正赢得市场份额的全是主流的东西。比如在本届电影节上，蒋樾的《幸福生活》本来是观摩作品，但却应观众的要求连续放映了3场，人们在这部记录郑州火车站两个普通中年男人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并引发了情感上的共鸣。

　　为纪录片找一个家

　　和蒋樾一样，这次电影节让各自在黑暗中摸索、孤军奋战的纪录片人都有“找到家的感觉”，志同道合使他们在电影节上获得安慰和认同。来自北京的独立制片人季丹说：“我们是来这里过节和狂欢的，等电影节过后，我们又将回到孤独。”

　　在中国，由于电视体制的关系，人们并不知道民间存在着许多拍摄纪录片的独立制片人以及他们的艰辛。由于纪录片是非商业片，而民间资金都投向了故事片和电视剧，因此纪录片人必须为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寻找资金和坚持下去的出路。为拍一部片子，他们可能会耗尽一年、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这些人几乎没受过专门的训练和教育，只是因为对电影的热爱而乐此不疲。但因环境的封闭，使中国的纪录片无论是从制作、表达方法上，还是制作观念上，都与国外的有很大差距。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周传基说，国外许多电影大师都拍过纪录片，是纪录片影响了故事片，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因此，中国需要“认识电影本质的”纪录片运动和“带来创新的”先锋派运动。

　　虽然《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对纪录片的普及和意识形态的转换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电视台也把纪录片创作当做一个台制作能力的展示，甚至鼓励民间影像送到电视台，但目前中国的纪录片仍然是在电视上以栏目化的形式边缘地存在，纪录片人仍然在孤独的跋涉。

　　本届电影节上，长期一人在西藏拍片的女纪录片人季丹有3部片子入选。组委会此举的目的是“要支持那些长期关注社会变迁、坚持理想的人”。专家认为，本届影像展为中国的纪录片人交流、思考、促进纪录片传播创建了网络。这个电影节鼓励和倡导的“大胆的想象、令人激动的创新以及对电影的热爱”的精神，对于中国未来的电影，都将是重要的东西。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张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