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没有“时间”》的报道(见6月26日《南方周末》)让我心寒———《读书时间》因收视率的低迷被中央电视台“末位淘汰制”警告，严肃节目《美术星空》、《子午书简》等遭遇着同样的厄运。想当初我还天真地以为，《读书时间》里并不漂亮的主持人李潘终结了央视“花瓶当家”的局面。

　　央视的制播分离、商业运作等改革当然值得肯定，但既然是国家电视台，文化启蒙就是其应有使命。央视一套形象片的宣传词中有一句“传承文明”即可谓振聋发聩！《开心辞典》、《幸运52》、《艺术人生》固然收视率高，但“恭喜你答对了”的益智类节目造成的只是虚假的文化繁荣。我想只要少放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减掉那些没有必要的昂贵的现场直播，总可以节约一点银子扶持《读书时间》吧！央视既然为了“表现大风范和品位”，折衷地把《纪录片》改版成《见证》，对“央视惟一可以成为思想领地”(李潘语)的《读书时间》多一点耐心，岂不是功德无量？在公共知识分子活跃的西方，电视其实也是学者们介入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严肃节目吸引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电视对提升整个社会文化层次的贡献将锐减。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于丹曾说：“不是我们用文化教育民众，而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我们。”这是典型的“极端受众中心论”。传媒业从“传者中心”到“受众中心”的转变是一种进步，但满足受众多方面需求不等于一味媚俗、甚至放弃自己的应有品位。我对于丹教授的高论很不能苟同，如果电视上播三级片，我保证收视率会居高不下。

　　《南方周末》文化记者李宏宇曾大段引用龙应台的《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说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能迸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我想把龙应台说的副刊改成电视也是成立的，有什么样的电视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我不否认《读书时间》的低收视率是从受众中统计出来的，但《见证》栏目策划、北师大艺术系教授张同道说得好：“收视率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节目、不同属性的节目制定不同的标准。对它(科学教育文化艺术频道)的收视调查不是向全民进行调查，你要针对你的受众层来调查。”说白了，《读书时间》收视率调查是不科学的。最近众说纷纭的十大文化偶像评选活动遭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如此。

　　现在，不少人是先对人(作家、学者)后对其作品感兴趣的。作为青年学生，我知道今天的不少大学生在就业等压力下已经远离经典原著，能看看《读书时间》就已经不错了，如果能借此深入经典那是万幸。难以想像《读书时间》这样通向经典的桥梁一旦拆除，有多少青年会离经典更加遥远。

　　我理解电视人的苦衷，但李潘的一番辩解也不是没有问题———“真正属于精英文化的那部分东西，它的生产速度不像你的消费速度那样快。每年新书的生产速度很快，但是好书的生产速度很慢。我们的节目1年就是50期，6年300期。在这300期中，很多好的东西已被我们穷尽了。”李潘不是推崇法国电视五台主持人贝纳尔·毕沃吗，毕沃在世界范围采访文化名流，这对李潘和她的同事应该有些启发。

　　目前，娱乐起家的湖南卫视的《象形城市》等严肃节目还办得有声有色，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依然吸引着不少观众，不知央视的领导们是否会脸红，是否幡然醒悟，给“读书”一点“时间”。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