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林徽因是她的姑姑，她是美国“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她被美国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她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为耶鲁大学新任校董。

　　林璎独白：一开始我就问自己，到底建“越战纪念碑”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一座20世纪的纪念碑的意义是什么?当宝贵的生命首先成为了战争的代价时，这些“人”无疑是第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因而这项设计的主体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现实之后，才可能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就在你读到并触摸每个名字的瞬间，这种痛苦会立刻渗透出来。而我的确希望人们会为之哭泣，并从此主宰着自己回归光明与现实。假如你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永远无法从中解脱出来。所以一座纪念碑应该是“真实”的写照。首先要接受和承认痛苦已经存在，然后才有机会去愈合那些伤口。

　　林璎独白：1980年秋，那年我和其它五名学生正打算做一个有关墓地建筑的作业，主要强调如何通过建筑形态来处理“死亡”这个主题。整个学期我们做了许多相关的设计，有一个同学，我忘了是谁，偶然发现了征集越战纪念碑设计方案的海报，于是我们想，何不把它作为毕业设计呢？我们来到将要修建纪念碑的地点华盛顿。当我站在那里时，开始本能地想象着自己用小刀将地面立体切开并翻起成两翼，一边指向林肯纪念碑，另一边指向华盛顿，上面还按顺序刻着阵亡者的名字。这时有一位同学收到了纪念碑的设计手册，其中明确规定纪念碑上必须刻有全部57000多名阵亡者的名字。于是我说：“太妙了！”将名字逐一镌刻在黑色反光的地表上。正是这样的一座纪念碑！

　　考验和战斗

　　林璎独白：当我被选中时，我很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一次考验，一场让我用了几年时间才认识到其艰难程度的战斗。那是一段充满了压力的日子，没有人教你如何度过那段时光。

　　林璎独白：有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我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有不少的人都在反对。不仅因为这位越战纪念碑的创作者不是退伍军人，还因为她是一个亚裔。我曾问过一同工作的退伍军人有关那些批评信的情况，的确有人责问过他们，说怎么能让一个亚洲人设计纪念碑。

　　林璎独白：在纪念碑破土动工之前我离开了华盛顿。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相信当你越近距离地看着某件事物的成长时就越难察觉到它的变化。再一次来到那里，碑身已被竖立起来，而且整个地方和我脑海中的想象相似得惊人。我简直有点害怕。那是种奇怪的感觉，当一个之前还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想法被付诸实现并且公开出来时，它就再不是你思想中的一部分，再不是你私有的了。

　　林璎独白：你得和成见、旧传统、旧观念作斗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断的促进着我。在你试图突破思想的樊篱时，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而这也许就是代价。

　　童年和血脉的影响

　　林璎独白：我父母从事的都是艺术；父亲是陶艺家，母亲是诗人，两人都选择了艺术教育事业。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哥哥现在是一位诗人，而我则介于建筑和艺术之间。

　　林璎独白：我的童年是在一片林子的环抱中渡过的。那是我真正怀念的一种隐谧与美景。我们家的后院是一大片山林，或者说是由几片林子组成的一大片山林。那些地面在每个山脊之间起起伏伏，是孩子们的天堂，其中有一个山脊，我们叫它“巫师的后山”。

　　对我影响最大的，我想，莫过于家庭所带给我的一个安定和清怡的环境。似乎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推动着你去做一些事……从来都没有这种概念，觉得人应该为了金钱才去努力奋斗。我们虽然从小就被鼓励要取得好的成绩，但并非出于任何利益的目的。你之所以做某件事是因为它对你来说很重要，既使它无法使你变得富有。因此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一种注重创造力的思想的感染。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作为子女，你会在不经意间继承着父母的言传身教。

　　从学生时代起，我对东方建筑的兴致就远胜于对欧洲建筑，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法国的对称式花园或那些经典的建筑语言的好奇。我曾经非常惊讶于自己与中国建筑之间的微妙联系。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他对我事业的影响之巨大。他对美的敏感充满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从我们使用的家具到喝水吃饭用的陶罐；从我们修建房子的地点——离群索居的树林深处，虽然身在城市，却又与之隔离，总是离不开自然的环抱——直至他使用的那些和土地一样颜色的粗陶彩釉。

　　当我凝视着逝去的父亲时，我发现一件事，是他那双手。他有一双精巧而美丽的手，而他给了我一双同样的手。

　　没有想到我在耶鲁大学的教授会觉得用橡皮泥做一个建筑并把它漆成闪亮的黑色是一种古怪的行为。又或者越战纪念碑的最初形态正是来自饭桌上的土豆泥……谁知道呢。我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橡皮泥开始的，而橡皮泥正是一种用油来保持柔软的黏土。它就像土壤一样；一股塑造土地的激情似乎永远挥之不去，它就在我的心里，是我全部作品的生命。

　　来源：中国女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