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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始自2002年底的“中国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论争，实际上它也贯穿整个2003年，且至今仍在持续。
中日关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次外交思维的革命？
记者/朱萍
在珠海嫖娼案一审判决的法槌声中结束了2003年，又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开始了2004年。虽然这并不预示着新一年将变得更糟，但毕竟不能算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开端。
温故而知新。近两年，中日关系在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情况下，民间摩擦却不时有之：
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罗刚事件、保钓行动、京沪高速铁路论争、齐齐哈尔化武遗毒、珠海嫖娼案、西安大学生游行；在日本，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升值论争、福冈中国留学生杀人案。层出不穷的事件，塞满了整个2003年，使中日关系充满了喧嚣和争论。
在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看来，对于中日关系来说，2003年并不很特殊，实际上这样的摩擦以前也有，但由于媒体更加透明和网络上表达民意更为直接，它们现在给了人们更深刻的刺激。
不过，与同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不同，民间的声音向来在中国对日关系方面有相当的影响力，毕竟中国民众是半个世纪前那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因而，民间的隐忧，已成为中日关系间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因此，在辞旧迎新之际，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始自2002年底的“中国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论争，实际上它也贯穿整个2003年，至今仍在持续，我们亟需从喧哗和骚动中厘清思路——中日关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次外交思维的革命？僵局应由何处打开？
在各执己见的辩论中，有一点看法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待中日关系需要冷静与理智，两国的极端民族情绪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害无益。
中日为何民间摩擦不断？
因为两国的历史问题所产生的不信任，人们就更容易忽视两国大相径庭的政治、社会体制因素
新闻周刊:你对珠海买春事件、西北大学留学生事件做何评价？
高原明生(日本立教大学法学部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我认为，这些事件总体来说属于个体行为，如果把这些事件上升到国民和国民、政府和政府之间对立的高度，是很不冷静的。在珠海事件发生前不久，日本福冈也发生了中国留学生杀人事件，当时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控告中国人的风潮，但是现在反对中国的情绪已经回落了。
新闻周刊:普通日本民众对这些事件如何看？
五十川伦义(日本朝日新闻中国局总局长)：珠海事件在日本影响很大，这种事情在日本也不是常见的。珠海事件中的日本人并不能作为日本人的代表，不是日本人的典型，这家企业在日本也受到了很多批评。
在西安事件中，一些大学生、老百姓认为日本留学生、日本教师的表演是在侮辱中国，一些中国学生跑到留学生宿舍打了其他日本留学生，包括并不相干的女留学生。进行表演的留学生被开除了学籍，但其他日本留学生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起回国了。日本人现在很关注这些事件。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留学生们不了解情况，他们应该学习，但是殴打和这件事情无关的日本人就有些过火了。
新闻周刊:您怎样看待近期中日民间摩擦，比如西北大学事件？
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北大学事件是日本留学生的恶作剧，但根据一些报道，这些留学生的初衷还是为了表示中日友好的。但是他们的表演是下流的，是我们的文化所不能接受的。
这起事件后来发展成为学生游行，冲击学校和武警，是不应该的。我们提倡爱国主义，因为它是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提高凝聚力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我们应该明白爱国主义就是真正理解国家利益之所在。西北大学事件后，许多外电就报道说我们现在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这是有损国家形象的。
新闻周刊:为什么近两年中日民间摩擦会增多？
德里弗特(英国新堡大学教授、东亚问题专家)：当两国关系紧密、人们的来往增多之后，摩擦总是会增多的。但是，因为两国的历史问题所产生的不信任，人们就更容易忽视两国大相径庭的政治、社会体制因素，这些事件也就更容易引起广泛关注，也更容易对两国关系造成损害。日本人忽视了中国的习俗与政治体制，而中国人也忽略了日本人生活在一个非常享乐主义导向的资本主义国度。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出国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来寻欢作乐，即使有些事情他们在国内也不一定做。珠海与西北大学事件就是这类问题的典型代表。
中日关系正走向恶化吗？
相比中日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发展较为滞后，而民间的相互好感正在降低
新闻周刊:您认为现阶段的中日关系正常吗？
林治波(人民日报评论员)：中日之间好感在降低，恶感在增加。中日之间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日本，因为中国逐渐强大了，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当中国在七八十年代比较弱的时候，日本的心胸还比较开阔。现在日本变得狭隘、敏感，挑衅行为越来越多，中国才开始反击。他们夸张中国人在日本犯罪的情况，他们不把犯罪人当个体来看，都说成是中国人在犯罪，实际上是妖魔化中国的行为。
冯昭奎：几位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都认为目前中日关系总的来说发展还是良好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在历史问题等方面存在着分歧。
有人认为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落后于经济关系。虽然经济贸易中也有摩擦，但两国贸易额年年增加。2002年中日贸易额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2003年有可能超过12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相比之下双方政治关系发展有些滞后。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但是日本首相小泉没有访问中国。两国军事交流也被冻结，一些部长级的会晤也受到影响。2003年是《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25周年，两国最高领导人虽没有互访，但在一些国际活动场合，两国领导人在第三国进行了会晤，吴邦国委员长对日本进行了访问，部长级会晤也都恢复了。
有人认为现在中日政治关系有些陷入僵局，主要原因是历史问题，比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是坚决反对的。日本虽然向中国道歉了，但是正如2001年朱基总理访日时所说的，日本从没有做过书面道歉，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让中国认为日本的反省和道歉是缺乏诚意的，与前几年到卢沟桥去反省的行为是矛盾的。
向后看还是向前看？
历史问题有没有解决，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误会？
新闻周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马立诚(凤凰卫视评论员)：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日本时曾对日本天皇说过：“过去的就过去了，从今以后一切都要积极向前看。”这就是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意思。邓小平同志是抗日领袖之一，难道说他不爱国吗？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是从中国的战略利益、战略发展考虑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他们从中国的整体利益出发接受了日本的反省式道歉。
高原明生：中国方面对于日本政府有很深的误解，认为日本没有就历史问题进行谢罪。我认为日本政府对于历史和侵华战争的态度是一贯的，从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到现在的31年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历史上犯过错误，侵略过中国，我们进行道歉和谢罪，保证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一直在进行着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讨论。
田中角荣首相访华时讲到“给中国添了麻烦”，造成了中方的震怒，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真诚谢罪的词语，是翻译措辞的问题，中日双方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后来周总理问及此事的时候，日方解释这个词语也有“百感交集”、“表示谢罪”的含义，周总理表示了解，并称“谢罪问题解决了”。虽然当时解除了日本式谢罪的误解，但是从那以后，仍然有非常多的事情表明双方存在误会。
现在中国方面也有把历史问题和外交相分开的声音。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不可能无视广大民众的感情。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说明现在民众的情绪非常敏感，历史问题和外交脱钩恐怕短时间内是难以做到的。
马立诚：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害，其罪行罄竹难书。难题在于今天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历史中走出来，面向未来。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首先，从1946年到1956年这十年间，国际法庭判决了5000多名日本战犯。因此，日本的法律责任已经完成。其次，从1972年起到去年为止的30年里，日本政府已经21次正式向中国道歉、反省，承认“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
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达2.9万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援助了中国150项大工程，北京国际机场就有日本300亿日元的贷款。而且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利息低，比世界银行还低五六倍。这也表示了日本的一部分诚意。
而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战争、不承认大屠杀，要为战争翻案，这是绝不能容忍的。但是这些右翼分子在日本是少数。
林治波：他们的道歉并不真诚，真诚的道歉一次就足够了。21次道歉，我不知道马立诚从何得来。日本人的道歉也就是“给你们添了麻烦”、“引起了你们的痛苦”、“我们表示反省，这是一种侵略行为”，连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都不承认。90年代初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曾承认“对中国进行了侵略战争”，但是引来日本国内一片指责，他自己也不再这样提了。上次江泽民主席在访问日本时候要求日本把道歉写入联合声明，而日本拒绝，但日本却对韩国进行了书面谢罪，所以这21次道歉有什么用？
他们总认为在没完没了地道歉，但实际上是他们在不断地挑衅，在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大屠杀，所以我们才要求他们正视历史。
冯昭奎：马立诚认为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认为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作者)说，我认为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仍然无法搁置，对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历史的言行仍然要进行批判和斗争。同时，像“8.4”毒气弹事件那样，中日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就如同“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出来，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没有死，历史还活着”。
实力消长要求中日定位调整
日本不应习惯于中国作为贫弱国家的过去，而应该适应一个正逐渐强大的邻居
新闻周刊:对于中国，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心态和认识，是否也该调整？
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立诚等人所称的中日关系新思维是讲不要再纠缠历史问题，不要过分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要给日本一个做正常国家的机会。而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改善中日政治与文化关系，日本方面从官方到民间，也需要有新的思维。问题的核心不是中国要给日本一个做正常国家的机会，而是日本要给中国一个做正常国家的机会。日本不应习惯于中国作为贫弱国家的过去，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权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发展与统一。日本是不是能够理解、接受中国正常的发展和统一，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冯昭奎：日本需要承认中国的崛起。日本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一直在亚洲一枝独秀，它适应了周围的国家都比它弱小的状况。现在中国快速发展，它不适应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种不适应是一时的，会逐渐改变。随着日本的经济复苏，其不适应会变得不那么强烈，现在在日本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就没有过去强了。
高原明生：日本的民众对中国的崛起是比较理智的，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活跃和中国作用的增强。但在日本有很多不同立场的媒体，他们进行着不同的报道，其中一部分媒体报道面很窄，有偏见。但是主要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中日接近的现实意义
中日摩擦可能影响到经济关系，在现实利益和民族情绪间，该如何抉择？
新闻周刊:在京沪铁路论争之中，一些网民签名要求抵制日本新干线技术，这些民族情绪是否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马立诚：在现阶段，中国的核心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其他问题都要服从这个核心任务。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中国的底子薄，需要从美日等发达国家引入资金、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
如今中日之间没有战争，也没有重大的根本利害冲突。现在的民族主义上升多少有些盲动的情绪。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也能带来负面作用，让一些中国人脱离了战略利益和长远目标。
一些网民呼吁联合抵制日本新干线，这种主张预先就从招标中排除日本的做法会让外国对中国开始担心，这只能有助中国威胁论的上升。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解决双边多边的经贸问题需要在WTO框架下来解决，不能够依靠政治运动来解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
中国要做一个理性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平衡的大国。中国高速崛起之后，面临着一个将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问题。中国是理性大国，应该尽量减少非理性的行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不能为所欲为。同时中国还要做一个平衡的大国，中国要调解冲突，做双赢、多赢的工作。
冯昭奎：我们对日关系的最高原则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而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经济利益。一些民间摩擦不利于我们对外开放，不利于我们的工业、旅游业和商业的发展，有损于我们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有人说中日政治关系摩擦不断的现状对经贸关系没有影响，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林治波：马立诚他们认为新思维就是放弃历史问题，以免影响经济利益，影响未来。但是历史问题并不能放，为什么呢？因为不放历史问题也不会影响经济利益，现在中日的经济贸易还一直在发展，去年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且日本到中国来投资是因为有利可图，不会为了历史问题舍弃利润。另外，只有把历史问题解决好了才能面向未来。没有过去哪来未来呢？
新闻周刊:中日接近会给中国的国际战略利益带来好处吗？
马立诚：在美中日三角中中国处于劣势，现在中国如果不对日本增进友好的话，将把主动权更加交给美国。如果增进中日友好，可以提高中国在美中日三角中的地位。
如何消解中日摩擦？
我们要看到日本右翼的行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我们也要警惕中国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
新闻周刊:中国的年轻一代并没有经历日本侵华战争，但是有一些人却有很强的厌日情绪，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侵华战争，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李强：中国是讲究王道的国家，我们应该更加主动地扩大两国年轻人的交往。我们要看到日本右翼的行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我们也要警惕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媒体、中国的教育应该引导中国民众客观地看待问题。
五十川伦义：我发现中国对日报道中，还是负面报道比较多。我接触过的一些中国记者告诉我说，对日本的正面报道比较难发表，而负面报道比较容易。这可以看成是编辑的偏好，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老百姓不喜欢对日本的正面报道。我认为新思维的核心就是客观，是中日双方都要把真实的情况全面介绍给对方。
新闻周刊:我们如何才能减少摩擦增强互信？
冯昭奎：改善中日关系，我们要双管齐下：首先，中国不能忘记历史，坚持与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的言行做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扩大两国的友好交流，尤其是保持巩固发展双方的经贸联系。中日两国国民增强交流，才能加深相互间的感情。日本政治就是政治家必须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两国国民之间增强了感情，日本的广大民众就会越来越倾向于不支持歪曲历史，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