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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揭秘“历史家”毛泽东:“背负青天朝下看”

2004年01月13日 14:24

  文/李乔

  毛泽东虽然不是职业史学家,不是历史学教授,也不是历史著作编纂者,但他却深具史家气质、史家眼力、史家学识。若用一个称谓来概括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我觉得可以称毛泽东为“历史家”。这个称谓,既说明毛泽东在历史学识方面有大学问,又可与人们平常所称的职业性“史学家”相区别。

  作为历史家,毛泽东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具有多种身份,是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谋略家,这使他在读史用史方面有着一般史家不可能具备的特点。

  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因而他读史,发表史学见解,都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这是他的哲人本色在历史学识方面的表现。毛读史的这种哲人型特征,早在他青年时代求学时就已显露端倪了。他写过一篇史论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秦国改革家商鞅立信为史例,谈立国要取信于民的道理。阅卷老师对此文极为赞赏,下的评语是:“有法律知识,具哲学思想”。后来毛泽东一生读史都具有这个评语中所说的“具哲学思想”这个特点。毛读史,极善于从史料、史事中抽绎出一般原理,论史则贯通性强、概括性强,善于把表面上互不相关的史事联在一起,言其共性。他读《南史·韦睿传》,读到勇将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这段史料时,写了这样一句批注:“仁者必有勇。”这是从史事中抽绎出了一般原理。实际上,毛的这句批注,并非只是从韦睿一人之事中抽绎出的,而是读到韦睿传时,由此联想到许多相同的史例而概括、抽绎出来的。又如毛泽东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传中记载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以秦朝苛政致亡的教训说明本朝必须禁绝“告密罗织之徒”。对此,毛批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又批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毛泽东由唐代朱敬则的议论,联想到了汉代贾谊的《过秦论》找到了二者的共性。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是在概括一种历史教训,即“仁义不施”必然失去民心,导致败亡。

  西方哲人有一种说法:“历史乃哲学用以教人之实例。”这是一种高屋建瓴,以哲学眼光俯察历史的史学观。毛泽东读史就富有这种俯察历史的眼光。他善于站在哲学的高度调遣史例,统帅史例,善于以史例证明哲理。他批注史书的许多语言,都是哲学语言。《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记有石勒杀王浚的情节, 毛读后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后汉书·陈实传》记有某梁上君子因受感动而向陈实叩头请罪的情节,毛又批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这些批注,既是以哲理统帅史例,也是以史例证明哲理。

  毛泽东的哲人气质还特别表现在他的咏史诗中。对于漫长的人类史,厚重的中国史,毛表现出了一种“背负青天朝下看”的恢弘气度。“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贺新郎·读史》)毛泽东就是这样提纲挈领、俯察审视,勾画出了人类社会从蛮荒的原始社会,到青铜文明,再到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作为历史家,明显地具有“博通”的特征。毛读史,重在博通,而不在专门,毛的历史学识具有广博、弘通的特点,上下五千年,纵横各方面,毛泽东都有涉及,且在很多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对于许多历史典籍的学术价值,他都有精辟的见解,如说《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这个评语是不熟读《通鉴》便不能道出的,又如他说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也是不遍览西汉政论文章便下不了的断语。

  在一些专史方面,毛泽东的学识也堪称一流,乃至有些方面可以称为专家。毛泽东可以称为军事史家。毛因为亲身指挥战争的缘故,对中国古代战争史做过深入研究,有过许多精湛的中国军事史论述和评议。毛泽东还可以称为哲学史家。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有精湛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引入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对这一绵延数千年的中哲史命题做出了科学的解说。对于孔子哲学、墨家哲学等中哲史上的著名专题,也做过精辟的论述。毛泽东的中国文学史学问也很渊博。他有自己的文学史观,小说史观,有自己的红学一家言,有大量的关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论说和评点。这些评论虽然不少只是吉光片羽,但同样具有学术价值,或具有启发点化、开通门径的作用。如毛泽东写过一条千余字的关于唐代诗人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注,其中有考证,有评价,有议论,可说是一篇非常精到的作家论。这样的文学史散论还有不少。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所以他在读史和研究历史方面具有浓厚的实践色彩。“古为今用”是他读史的目的,是他史学观的基础。他曾明确地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他将鲁迅所说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引为同调。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行动史家”。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史学观念中就已有了“行动史家”的基本思想。他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中这样表述自己研究历史的目的:“历史者,观往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观往事,是为了“制今宜”,“制今宜”就是用从历史中发现的规律(公理、公例)观察社会,指导实践。为了“制今宜”就要以紧迫的态度去探求公理、公例。毛泽东一生实际都是这样做的。例如,为了建立红军根据地,防止流寇倾向,他研究了李自成、张献忠的流寇主义;为防止党内骄傲情绪,他又推荐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为整风读物;他还经常把自己的读史心得用于指导干部工作,曾由三国人物郭嘉的足智多谋论证了谋与断的关系,以促使 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法。

  在各种史著体裁中,毛泽东尤其爱读人物传记。其原因大概与他是个“行动史家”有关。人物传记往往能更多地满足这位“行动史家”的需要。因为,一是古今人物颇多相似之处,古人传记较之其他史著体裁更为切近今人,二是人物传记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最为广泛丰富,最能提供多方面的历史借鉴。

  中国的历史遗产虽然丰厚,但却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毛泽东虽然从中吸取过大量精华,却也受到过许多负面影响。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彭德怀看作是三国时的叛将魏延,他特别欣赏《后汉书·张鲁传》中“置义米肉”的记载,以为找到了办公共食堂的历史根据,他不恰当地以古喻今,以断李秀成为叛徒来隐喻瞿秋白晚节不忠,并非烈士,他还以评法批儒作为所谓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曾受过中国历史遗产中封建因素的不良影响,说明他在处理中国历史遗产的方法上存在着一定误区。这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家存在的缺憾。关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缺憾和教训,以往人们总结得并不够,今后仍需要人们特别是毛泽东研究者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这样会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这一伟大人物,并提醒后人,引为鉴戒。(来源:《学习时报》)

 
编辑:张明
相关专题: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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