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蒙的文学世界，时代和政治始终是其中的主角之一，小说主题和内容始终是“红尘滚滚”。他说过：“我有革人家的命的时候，也有被人革命的时候，但却很少既不革人家的命也不被人家革命的时候。”

　　王蒙计划以五部曲写编年体长卷，反映1949年后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写1950年代初期的是《恋爱的季节》，写1950年代后期的是《失态的季节》，写1960年代初期的是《踌躇的季节》，写1960年代中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是《狂欢的季节》。《青狐》写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青狐》没有以季节命名，但它被王蒙称为编年体长卷的后季节。

　　在《青狐》里王蒙描述了一个叫青狐的女性作家，描述着她的身体、情感和欲望，描述着她的生活、历史和命运。

　　在《青狐》里，王蒙描述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聚焦的镜头对准意识形态的领导者、创建者和参与者。文革的结束、空前的思想解放，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苦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经济时代的来临，作者以独有的视角浮世绘的图景呈现着思想和文艺界高层官员名流在历史场景中的种种形状。

　　“作者就在他们身边，我们一块做了很多蠢事，历史给了我们机会，但我们绝对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王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境遇

　　记者：传媒很兴奋地炒作着“王蒙在接近70岁的时候书写女性的身体和欲望”，把您的写女性跟当下弥漫的1970年代1980年代女性作家欲望描写的潮流归结到一起，您自己也说过老来张狂的话，您好像并没有把自己和她们分开。您是将计就计吗？

　　王蒙：你看得对。这里有将计就计，也有以讹传讹，但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别有天地。我要说明在我的女性书写、欲望表现之中，有大嘲笑、大怜爱、大悲悯、大剖析存焉。早在1970年代末，我就提倡剖析，我的话是，一经剖析，医心自见。也就是说《青狐》中有医心在。这些当然与那些作品风马牛不相及。你如果再看一看呢，也许会发现，我的“性”书写包含了对于身体一类写作的颠覆、戏弄，北京话叫作打镲。即使是性，在“王家老店”里也充溢着沧桑感和超越感。

　　记者：但是我感觉《青狐》是很容易被误读的一部书，事实上我在看完这部书的时候发现所谓的女性身体或者欲望的表达只是一个外壳。我读到445页的一段话，您说：“并不需要有缺陷的政治体制，只须多一些有缺陷的老婆，就足以把精英们的头脑扼杀殆尽。”实际上这部书更多的篇幅和容量在描写政治或文化官员和名流们的生存状态，描写他们不被人见的内心世界。

　　王蒙：你瞧，你就没有误读，你可以作出更多的或更偏于一面的解释，而别的传媒，可以另作解读。一本书能解释得多样一些，探讨的空间能够渐渐扩充，才好呢。

　　记者：1979年之后中国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启蒙浪潮，文化、文学和艺术的复兴，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最后是商业社会和经济时代的来临，您的主人公们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生活，他们的各种行状、各种情态被您用浮世绘的笔法勾勒和描绘出来。

　　王蒙：差不多，对这些我如数家珍，记忆犹新。历史推举着人，涌动着一些人飞向潮头浪尖。历史打扮着也遮蔽着人。同时人和历史也互相为难，互相挑战……但我并没有着力描写这些历史事件本身，我着力写的还是人。

　　记者：可能《青狐》是我们目前能够读到的最贴身描写意识形态生态环境的一部书，虽然它是小说，但是熟悉1979年之后中国现况的人都能读懂您的真实和深切的表达。您的表达的真实、深切和自己身在其中有很大的关系吗？

　　王蒙：第一，是的。第二，这只是一个叫作王蒙的人的个人的视角，只是一种“掌子面”。而历史其实需要多种视角，需要立体化的解读和温习。它真实，但并非无所不包，它也无意作出简明的判断，它不排斥不同角度的表达，它本身也需要更立体化的解读和发挥。我也相信不同的人会对之有不同的体察。

　　记者：女性的身体的描写和欲望的表达只是您找到的一个奇巧的角度，经由这个角度您让我们看到您对革命、历史、民主和权力的洞察和个人化解读。这种洞察和解读因为您的在场而变得深刻和真切。

　　王蒙：不能说仅仅是奇巧，人性当中包含着欲望，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下，人的欲望有不同的满足或者被压抑被扼杀的形式，这很重要。再说到底，这是写小说，不是写正史，不是写档案。小说要求小说的种种特点，要求小说的总体性、生活性、可咀嚼性与趣味性。您不论如何从中论证开掘演绎，您别忘了，这是供阅读的小说。

　　公共领域与作家的责任

　　记者：您经历了一个世纪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也亲历了文学的不同形态的演进。现在文学对您来说是什么？对今天的现实而言，文学已经不再被公众所关注，文学本身的力量也在消失。

　　王蒙：现在文学对于我是真正的文学。在前革命时期，文学像战旗和炸药。今天，文学像镜子、好友、营养剂，当然也有苦口的药。这当然不是绝对的。我的印象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视最关注文学和作家的国家。

　　记者：除了语言的壁垒，还有什么是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障碍呢？

　　王蒙：障碍是双向的，而且不仅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还处于弱势。中国国情与强势文化国家相距甚远。意识形态的鸿沟。强势文化者的拯救心理与旅游心理，等等。同时，我多次谈过，我不喜欢“走向世界”这种往人家那边靠的提法。

　　记者：您一直是一个对社会介入比较深，或者说是一个受革命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从少年时代的布尔什维克经历，到后来的1957年反右，再到1979年在中国文坛的复出，包括后来您担任文化部长，可以说您一直置身在政治之中。回顾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对社会的介入对政治的介入成就了您的写作，还是伤害了您的写作？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作家不能离社会太近.作家要远离现实，作家要远离政治。

　　王蒙：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写法。没有比以一种作家的模式衡量另一种作家更愚蠢的了。没有人能为作家设计普遍适用的人生蓝图。即使你设计得最好，相信一个像样的作家的人生图景，一定超过你的设计。作家都远离政治与作家都拥抱政治都是不可思议的。而王蒙，如果是另一种活法，他绝对不是王蒙。我即使羡慕人家也是白白羡慕，反过来说，我本身也无法替代。

　　记者：作家现在被市场制约。中国作家越来越少有那种植根于世界人文传统的人道关怀。像巴金老人那样执著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反思，执著于一个民族的灵魂拷问已经再难见到。

　　王蒙：不一定。是方式更多样了，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别人，也不应该重复自己。即使那些喜剧型作家，不也有他们的深刻与巧妙之处吗？

　　记者：有一种作家创造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同时也持久的保持着对社会关注的热忱和激情，像左拉、萨特、加缪等等，法国的作家具有这方面的历史传统。包括南非的戈迪默、德国的格拉斯，包括日本的大江健三郎，还有美国的苏珊-桑塔格，这些作家都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强烈关注。您对这种类型的作家怎么看？

　　王蒙：很好。但我不怎么相信关注公共事务的作家，他们在公共事务上一定和他们在文学上一样优秀。即使最伟大的作家，他们的特长多半不是实践而是书写，公共事务就不仅是书写而且是实践，主要是实践的了。许多善写爱情的作家本人的爱情生活并不成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在公共事务上有比在爱情生活中更优秀的实践性天赋。当然，作家出自自己的良心，使命感，不擅长也要做许多实际的事，这是应该肯定的，这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或者如康德所说，这也是一种绝对命令吧。

　　例如南非的戈迪默我见过，1986年我参加国际笔会纽约年会的时候看到过她。那是个说话做事都很决断的人，她坐过监狱，因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隔离，跟曼德拉站在一条战线上。她是一个白人作家，但是她站在黑人一边，一生都把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当成自己终身奋斗的理想。曼德拉因为坐过监狱，深感做犯人的痛苦，一生憎恨监狱，主张用西方文明对待国民，例如废除死刑。但是现在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又面临着自己的新的问题。面对新的现实，戈迪默话似乎不多。用我的话来说，很多作家都可能面对“后革命”的困惑乃至尴尬。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他的理想经过革命奋斗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管是天鹅绒的还是尸横遍野的)，变成了现实，而这个理想在实现的过程中与原先的设想不可能完全没有两样，他该怎么办呢？这样的经验中国作家也不陌生。

　　记者：当代的中国的作家好像不那么关注公共领域，在世界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作家的声音是缺席的，这是因为公共领域距离作家太遥远，还是作家已经失去了关注的热忱？

　　王蒙：这和文化传统、行事方式与体制也有关系。你怎么想象比如说中国作家个人发表一个声明谈朝鲜核问题呢？

　　我可以举出一打例子，证明作家不是疏离了而是富有使命感地介入着各种问题，例如张平、陆天明、周梅森之于反贪，张炜、徐刚之于环境和土地，张承志、韩少功之于爱国主义，阎真、王跃文之于吏治，“三套马车”之于城乡改革，军旅作家之于治军，唐浩明、熊召政、张建伟之于以史为鉴，冯宗璞之于知识分子传统等等。同时，我完全相信，你可以举出更多得多的例子，证明确有疏离。

　　有疏离的，有紧着投入的，大致正常。同时，提倡投入的可以批评疏离，提倡特立独行的可以嘲笑投入，那样的文艺评论不是会热闹些么？

　　记者：但是作家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介入，有的时候仅仅是出于制作一部畅销书的原则和对出版市场的精心谋划。比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热销和热播的致力于揭贪和反腐作家的小说或影视作品，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和出版商影视从业者联手对商业市场的开疆拓土，我们看不到他们真实的忧患，看不到独立的思想和有效的社会见识。

　　王蒙：这说明，对于公共事务的介入也有三六九等，就像以孤独疏离寂寞或以批判战斗抵抗自诩的文人也有三六九等，乃至有作秀，有假冒伪劣，有偏执一样。

　　记者：作家在本世纪之初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成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卫和保护者。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在公共领域很难看到作家的身影，很难听到作家真实而有建树的声音？

　　王蒙：是这样吗？我的总体印象是，中国作家够公共的了，让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式吧。对于我来说，我宁愿多看他们的好作品，而不是听某些人的一知半解、望文生义、大而无当、煽情兮兮、门户之见而且一会儿一变的言说。

　　作为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一员，所有的其他成员的责任作家也都有。责任与权利分不开，权利越充分责任也就越大。同时作家的责任离不开他的写作，激发爱心，启迪思想，保持记忆，寻找精神的依托、根底和怜悯、愉悦，最大限度地使用和培育语言……同时作家千万不要膨胀过度，自恋过度，等等。

　　记者：您认为文学不再高姿态是正常的，现在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充当精神导师？为什么？

　　王蒙：关键在于前革命与后革命的历史背景、历史使命、读者期待即语境之巨大差异。鲁迅有鲁迅的时代。认为今天读者们还是嗷嗷待哺地等待着作家们的指引与拯救，是不是太唐突、太一厢情愿了呢？您再考证一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有几多地点与时间文学的姿态那么高耸呢？曹雪芹是导师？李白是导师？巴尔扎克是导师？契诃夫是？雨果与托尔斯泰的姿态高一点，也是在基督教义道德层面上。

　　如今，中国文学仍然可能有巨大的思想、道德、理念内涵，姿态却不必是导师式统帅式救世式独清式的。

　　书写是作家的存在方式

　　记者：书写是作家惟一的存在方式吗？作家对公众对社会发言的惟一通道是纸和笔，或者是键盘和电脑吗？那么这是不是中国作家独有的方式？因为法国作家不是，俄罗斯作家不是，捷克作家也不是。我们追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对作家这个职业和行为的困惑。

　　王蒙：书写是作家最擅长的方式，并不是创造历史解决公众事务的最有效的方式，例如面对SARS，作家的书写就远不如医生的行动有力。作家除了书写还可以做许多事，没有任何好事是作家不应该做的。做不做得好则是另外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道德与使命感的问题，作家同时还是人、公民、国家、社会、民族、家庭的一分子，有些事他认定了自己必须做，他一定会去做，做不成也要做，作家们有许多这样的记录，多数是令人景仰的。

　　记者：您经常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学活动，那么依您的所见，别的国家的作家怎么生存怎么写作，他们怎么对待公共领域怎么对待公共事务？

　　王蒙：在西方就是那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他们的国家也是相对寂寞和边缘的。在美国有6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得奖的那几天很热闹，电视台和报纸都盯着他们，采访、报道。但那几天过去后就没什么事了。要是在中国真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那还不成神仙，整天被人供着追着捧着。国外的作家不一样，就是得了诺贝尔，也是原来干什么后来还干什么，当教授的照当教授，做记者的照做记者。索尔·贝娄、布洛茨基，还有辛格，他们就是获得诺贝尔(奖)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写作方式和生活状态。欧美一些重要作家的收入还是靠他们写作之外的职业，或者教授或者律师或者新闻记者等等。相反在美国如果是一个职业作家就是指斯蒂芬·金，写恐怖小说的。美国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学并不接受这样的写作。

　　我发现作家对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特别关注的大多数是第三世界的国家，用文学写作介入政治，干预现实。到现在用文学介入政治最深的一个是秘鲁的略萨，一个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略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还竞选过总统，马尔克斯是跟卡斯特罗的私交甚好，好像高尔基跟列宁一样。马尔克斯写过不少关于古巴革命和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的文字。

　　法国《解放报》曾经请世界各国的作家回答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写作。凡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都写得比较沉痛，巴金、丁玲的回答都把写作跟拯救和唤醒民众脱离黑暗的现实作为写作的理由，而西方的作家更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作的内心需要。作家对文学的态度跟他们所在的国家命运和社会现实、个人际遇有关。

　　记者：对中国更多的作家而言，一个现实的境况是边缘化，从话语权力的中心转移到边缘地带，作家以前所赖以存在的文学期刊也在艰难困窘中苦心经营，而出版的全面商业化对文学的冲击和裹挟已经使严肃文学严肃作家四面楚歌，更多的作家成为庞大影视工业机器的一个螺丝，成为影视影像的底本摹写者，我想问的是：一种独立而自由的文学，一个有精神立场和创造力的作家在今天还会是可能的吗？文学能不向商业妥协而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吗？

　　王蒙：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文学都与生活息息相关，文学家之不同各如其面，妥协有各式各样的，独立与自由也是各式各样的，同样对文学的干扰与影响也是各式各样的，我相信作家们，特别是优秀的作家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自己的追求与使命。同时有大量的随波逐流的作家，投机取巧的作家，由于江郎才尽而变得“忘年妒”的作家等等。作家与各行各业一样，有好的，有假冒伪劣，当然。

　　记者：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依您个人看，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理由才能使一个社会和一个社会的群体对作家产生尊敬和爱戴之心？

　　王蒙：只有在中国作家才有这么高的地位。这和中国的“作家”一词有关，家者，成名成家之谓也。在其他语言中作家只是写者的意思。在英语里，任何一个书写的人都可以自称作家。在维吾尔语里，作家与记工员、记者可以用同一个名词。作家中有三六九等，有的被尊敬，有的被爱戴，有的则仅仅是被享受和消费。还有的被怜悯和蔑视。何况还有被厌恶的所谓作家呢。

　　文学不再高姿态

　　■跟过去相比，中国文坛现在是非常多样，但形成不了一个趋势、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或者共同推崇的一个作家。社会上对文学的关注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高。对这个现象，各种反应不一，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有。有人认为很糟糕，觉得作家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现实，在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人民也就不关心文学了。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开始再现，文学必然被排挤到边缘去。我个人倒没有那么悲观。中国曾经非常重视文学，那是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有关。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发动人民进行革命来取得政权，而在启发、发动人民这方面，文学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到革命胜利以后，文学就成为意识形态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现在，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状况下，文学不再具备那种特别敏感的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神经，甚至于不再具备那种煽情的作用。

　　▓那种精神导师式的作家也没有了。1949年前后，许多进步青年都把鲁迅当做精神导师。现在就没有哪个作家能充任这种角色。

　　我想这和社会状况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人们处在一个前革命的时代，很快这个国家就要发动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这时候，作家写文学作品，不管有意无意，确实起着点火的作用，比如说鲁迅对旧社会的批评。还有巴金，在过去，巴金远远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巴金那些写革命的书，包括那些批评封建的书，对中国青年的革命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一个社会处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下，文学就是那个风，起码是风之一；文学里面，充满了火热的、战斗的、批判的、控诉的，甚至是煽情的因素。

　　现在，文学不再有过去那种高姿态，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开放也好、言论自由也好，甚至民主也好，并不能保证文学的质量。恰恰相反，开放和自由，首先是使低质量的东西大量涌现，并流行开来。如果你要求所有作品出来，都是最好的作品，要求所有言论出来，都是最负责任的，或等于真理的言论才能出炉，那你等于取消言论的自由。

　　———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